李彪传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名字是魏高祖赐予的。家中世代寒微,少小孤贫,素有大志,好学不倦。开始受学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相当赏识他。晚些时候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人准备隐居于名山,不能成行便只好作罢。高悦与兄高闾,博学高才,家中富藏典籍,李彪于是在高悦家中手抄口诵,废寝忘食。既而还归乡里。平原王元睿将及成年,雅好学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的女儿为妻,取道冀州、相州,听说李彪的名声便去拜访他,二人修结师友之礼,郡中传为美谈。于是李彪被推举为孝廉,到京师学堂中修习学业。高闾在朝中官员中称赞表扬他,李冲待李彪很是客气,李彪便牢牢攀结李冲。

  高祖登基初年,李彪任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假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出使萧赜。迁任秘书丞。参与著作事宜。魏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年间,崔浩、高允等人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依照《春秋》体例,《国书》中遗漏的史实,以至三件中有二件被漏掉。李彪与秘书令高..开始上书奏请依照司马迁、班固史书的体例,创为纪、传、表、志诸项目录。李彪又上书说:

  “臣听说过去的贤哲君王,无不勤勉不已,孜孜以求,思考纳受直言,以求造福百姓。所以他们访求童稚,询问师长,不避山高路远,询求谋略谘问善德,不弃贫贱之人。取其能够光大茂实于竹帛之中,传播徽声于金石之上。臣正生于有道之世,恰逢无可讳言的圣朝,敢修以往程式,窃考现下所宜,谨冒死上密封的奏章,言事七条。一派胡言,伏待刑戮。

  “其一是:自从太和建号,到此已经十二年了,典刑德政,可以述说了。立园丘以昭明孝思,则百神不乏供飨了;举贤才以备问,则贤士盈满于朝;开至诚之心以接万物,则朝廷便无奸佞之人了;敦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以教人,则四门之中都无凶顽之人了;制冠服以明官秩,则典章法式又能彰明了;作雅乐以协调人伦,则人与神交互为庆了;深慎重刑罚以明刑戮,则监狱之中亦无冤屈了;薄减衣着食味以示俭约,则天下风向节省了;放出宫女配嫁鳏夫,则人们便无怨愤旷怒了;倾出府藏以赈济万民,则天下饥寒便普受饱暖了;省减赋税徭役以养育万民,则编户之民逍遥巷歌了;宣明德泽以怀远近,则荒远之地都向皇魏了;垂示至德以畅幽显,则会使天降祥瑞了。天下百姓得其所,万事万物惟其新,巍巍乎天下万物尽汇其成了。然而,为臣愚鲁,认为行俭省之道,仍然欠缺。为什么呢?而今士、农、工、商豪富之家,习惯奢华既已深笃,敦好朴素其情甚浅,他们仍未认识俭约便可细水长流,而务求奢侈浪费便难以维持长久。宅第壮丽,车马豪华,奴仆妾婢穿着绫罗绸缎,土木之上纹龙绣凤,越级违制的非常之多。古来先辈哲王立下制度,自天子到公卿,下及守门打更的小官,他们的宫室车服都各有差别,职位小的不得越级至大,身份卑贱的不得越级至贵。像这样,所以上下秩序确立而人心便很稳定。而今浮华相竞,人情没有常守之处,大造消功之物,巨制费力的事,岂不是很荒谬吗!消功的,是指的锦绣雕文的东西;费力的,指的是广宅高堂、壮制丽饰之类。这些妨碍男务本业、损害女为其工的,哪里说得完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今天的王政可以长叹息的有六个方面’,这就是其中之一。大凡皇上所好,下面人必定跟从。所以越王好勇而士人多轻视死亡,楚灵王喜好贫瘠而国中有饥饿之人。今天二圣躬行节俭朴素,诏书旨令殷勤不断,而百姓之中奢靡之风犹未革除,这哪里是楚、越之人如彼易变,而大魏之士如此难以变化的缘故呢?这大概是朝廷制典没有宣明,人们未见皇德,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吧。为臣愚鲁,认为宅第车服,自百官以至于平民百姓,应该在衣着等级上立定制度,以使贵显不逼贱卑,微贱不越至高制,不能让人为显示自己的奢华,便默认他们违反经典。而今也许有人说奢华越级的风俗已久,不能一下子革除,臣谨陈述古人渐进革新的例子。过去,子产为政一年,老百姓唱道:‘我们有田地,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谁杀子产,我也参与。’三年后,歌词改为:‘我有田产,子产植之,我有子弟,子产教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这样看来郑国人的智力,难道前面昏愦而后面聪明吗?其实是从政的人必须循序渐进,而受教化的人难以一下子幡然顿悟的缘故,如今若立制度以区别品级,始末之情,魏人与郑人也会一样。既与郑人相同,那就是说最终百姓是会说好的,我们岂能怕他们一开始的怨愤而不做最终的善举呢?大凡崇尚俭朴的是开福禄之源,喜好奢侈的是引起贫穷的征兆。然而俭约容易以教化流行,而奢华难以对财货感到满足,正因为如此,所以圣德之人留心于此,贤敏之士希求一个标准。所以夏禹卑小自己宫室而厌恶华丽衣服,殷汤起居陋室而乘坐简车。这是先辈哲王对后来君王显示俭约,后王理应观其意而取合适的标准。孔子任鲁国司寇,乘坐柴车驾驭驽马;晏婴任齐丞相,戴洗过的帽子穿破旧的衣裘。这是对后来的臣子显示俭约,后来的臣子们应该认识其情愫而以他们为榜样。前志说:‘作法于凉地,其贪弊仍行。’这句话虽然简略,但却达于治理之道。臣一派胡言,倘使有可采用的话,等到了三年,便可有所成效。有成效则人务其本,人务其本则奢侈浪费便可去除,费奢去除则粮食布帛便丰富起来,谷帛丰富则人们便安逸快乐,人们安逸快乐则皇帝基业便可以稳固了。

  “其二说:《易》称:‘主掌祭器的,莫如长子。’《传》说:‘太子奉持冢嫡立的资粮很多。’然而,祭祀无主则宗庙诸神便无所飨,冢嫡废则皇朝政权神器就无所传。圣贤之人知晓其中道理,所以垂示诰诏以为长久法典。过去,姬王深明此道,所以大崇儒术以训导世代嫡传,他们于是演习养成美好的德行,以其调理黎民百姓,因此世世代代统治天下,传世八百年之久。等到嬴氏建立秦朝政权,终而放弃德政,焚坑儒家典籍,不以礼义教诲其子,于是后代们养成凶狠的本性,残酷地对待生民百姓,所以政权不能巩固,到秦二世便灭亡了。国家灭亡与兴盛,其道理在于师傅,师傅损益的做法,可以说说。增益的,周公为周成王师傅,以孝仁礼义教导他,逐去成王身边的奸邪之人,不让他见到恶人,选择天下的端方之士、孝悌博闻有道术才干的人为他的辅佐之臣。身边的辅臣良端,成王自然端正了,因此周家天下恒固长久。损减的,赵高为胡亥的师傅,赵高专教胡亥以刑戮斩残以及夷灭人家家族,逐除他身边正派臣属,让他不能见到善良人士,谄佞谗贼之类的人围绕左右。左右邪恶,胡亥邪僻,秦朝国运因此短暂。而皇天,辅德之物,哪会偏爱周代而疏远秦朝?这全都由其所行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途径也不同而已。从前光武帝议为太子选择老师的事,他问群臣,群臣体会皇帝本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博士张佚义正辞严地说:‘今天立太子是为阴氏呢?还是为天下?如果为的是阴氏,则阴氏便可为其老师;如为天下,则毫无疑问应当用天下的贤才。’光武帝点头称好,说:‘设置师傅,是辅佐太子的。而今博士您教了我,何况太子呢?’立即拜张佚为太子老师,汉明帝终而成为一代贤主。然而张佚成为汉明帝的师傅,并非他的渐进所致,尚且可称道,何况他训之以正道,其好处当然就更大了。所以《礼》说‘太子出生,举之以礼,让人抱着他,有关部门的官员齐肃端冠,见太子于南郊’,这是昭明嫡传长子的重要性,以让上天明察。‘经过皇阙则下车马,经过宗庙则小步急趋’,明示孝敬的道理。这样古代的太子有‘自己是赤子,而教化便自然而然地流行了’。这乃是远世的镜鉴。高宗文成皇帝感慨少时老师诲教不勤,曾经对群臣说:‘朕刚开始学习时,年尚幼小,感情未能专一,既临万机之后,没有时间温习,现在想起来,哪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也是师傅教我不勤所造成的啊。’尚书李讠斤脱帽谢罪,这就是最近可为借鉴的事实。臣思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其巍巍之功超越前代君王。陛下您幼小时蒙受勤诲,登上皇极,等到太子诞生,您又亲加抚教,日省月课,实在劳神太过。现在实在应该依照古式设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确则太子自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福,皇家庆福则百姓受其大幸了。

  “其三是:国家之本是黎民百姓,人所凭借的是米饭粟粮,因此古代贤哲君王无不勤劝耕种,满蓄仓库。所以尧汤时遇水旱之灾,人无菜色者,是由于备粮有渐,素有积食所致。到了汉代,以人粮食短少,于是设置常平仓以供给百姓粮食;曹魏时因兵粮缺乏,建立屯田制以供兵粮。取其不匮乏当时,军队国家都受到接济。又《记》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叫国非其国。光武时因一亩没有收成,便罪责牧守。圣人的忧世重谷,殷勤勉力是如此之甚,明达君王体恤百姓劝人农耕,切切如此。前年太行山东饥荒,去年京城饥廑,内外之人纷纷跑到丰产的地方,荒弃本业,历尽辛苦才到目的地,这样又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如果先多积些粮食,到时就开仓赈济,安抚民众,哪会出现荒情驱使老百姓糊口千里之外的景象呢?以今比昔,实在令人害怕。臣认为应该分出州郡正常调税的九分之二,京都用度每年的余额,各各设立相应机构,丰年时立仓积粮,岁饥时加私之二,放粮于人。像这样,老百姓必定努力耕种以买官布,又力求贮财以购官粮,年丰则经常聚积,岁凶则开仓济接。又另立农官,选取州郡户民十分之一为屯田之民,选择合适的地方,分给一定的田地,配给他们相应的钱财杂物牛马等,让他们勉力耕种。一名农夫所耕的田地,每年上交六十斗,免除他们的赋税并征战戍守杂役。推行这两件事,那么数年之中,就会谷多而人足,虽有灾情便无危害。臣又听说前代明主,都务怀远方之民,礼敬贤士招引滞人。因此,汉高祖经过赵国,求得乐毅为用;晋武帝定天下,用吴、蜀有才学之人。臣认为圣上应在黄河两岸七州郡人中,挑选人才,令其入朝,依照中原官员品级,按其才能授予官职。这样,一者可以拓广圣朝新旧人员一律平等相待的义旨,二者可以引江、汉人士归顺有道皇魏之心。

  “其四是:过去舜帝命咎繇思刑罚的宽贷,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误了监狱中的事,这君臣相诫的事实,都表明了十分重视刑罚。而今,二圣哀悯怜惜罪辜之人,小大之情,判决之日,圣上多从降恕,实在不得已时,也必定垂示恻隐之情,即使前代君王勤听诉讼动辄赦免,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行刑有犯时气,愚臣私下未能安心。汉制,旧时断决狱讼报请上级,常在十一月完结,到孝章帝时改为在十月完结,以育三正。后来遭受干旱,议论的人说因十月断决狱讼,阴气微少,阳气泄出,因而致旱。此事交付公卿、尚书陈宠议论说:冬至阳气开始萌生,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朝以本月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野鸡鸣叫鸡孵小鸡,殷商以本月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伏的虫子都开始鸣叫活动了,夏代以之为春。三正成著,以通三统,三统的月份中,断狱流血,这是不察苍天旨意。《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安宁,事欲静平。这个月中生起大怒,不能称为安宁;行大的刑罚,不可称为静平。章帝觉得他的话说得很对,终在十月断狱决讼。而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常完于冬季,不推寻三正以育养三微。宽释宥赦之情,常超过往昔;遵守时令之宪,犹且或有欠缺。这哪能叫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呢?的确应该远查周朝典制,近采汉代典章,令天下断决狱讼,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在三统所属的春天,行使斩绞之刑。像这样,就可道协幽显,仁垂后代了。

  “其五是:古时,大臣有因不廉洁而被废弃的,不叫不廉,而叫....不饰,即为官不廉正的意思。这就是为君之人礼敬显贵之臣,不明说其过失。臣有大过,则白冠..缨,盘水加剑,前往宫廷而请死,这是为臣的知罪而不敢逃脱刑罚的行为。圣朝礼遇大臣,与古时相同。自太和以来,有负罪应当处以极刑的,多能够归还自己第宅而自尽。遣出之日,圣上深垂隐悯,言出凄切,百官无人不见,四海之内无人没听说。过去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立即把他逮捕送到长安狱中,鞭打拷问与奴隶们犯罪受到的待遇没有两样。贾谊于是上书,极陈君臣大义,认为不该这样。大凡显贵之臣,天子为其改容而礼貌相待,吏人为其俯伏而敬重贵视,他们有了罪过,废弃是可以的,赐死是行的。但如捆起他们,送至刑官,棒击鞭笞,小吏恶谩骂,这就不是让老百姓都看得过去的行为了。等到将要行刑,臣子则面向北再拜君主,跪而自裁。天子说:‘你士大夫自有过失,我对你仍然有礼。’君主不让别人抑郁而受刑戮。孝文帝深为采纳贾谊之言,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体罚。到孝武帝时,大臣有罪又渐渐交付监狱,实在是由于孝文帝行之当时,而不立下永久典制的缘故啊。臣思陛下圣德慈惠,岂是当年汉文帝所能比拟的。而今天下有道,百姓不议朝政之时,臣可以安然陈述胡言于朝,但臣担心万世之后,继位之主万一有像汉武帝时那样的事情。夫道贵在长久,所以凭之建立影响;法以不亏损为上,所以留给其子孙谋略也,哪能只是行恩一时,而不作永久之制呢?

  “其六是:《孝经》称:‘父子之道本是天性。’《尚书》说:‘孝,是指孝友于兄弟。’二经的意旨,都是说父子兄弟是一体同气,可共而不可离也。等到其人有罪,罪不及其亲,这是君上的厚恩。至于害怕,这是怕受到牵连,这本是自然的恒常之理。无情的人,父兄逮捕至狱中,子弟没有悲惨怵惕的表情;子弟逃避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羞赫的面容。食饱寝安,荣耀其位,游玩自若,车马仍华,衣冠华丽,哪是同体共气、同分忧患的样子呢?过去秦伯因楚人围江,素服以示担心;宋仲子因为失举桓谭,免冠而请罪。然而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其情更近,哪里又是结盟相知的人而可以说其感情深浅呢?二圣清正简肃风俗,孝慈当为其先。臣愚认为父兄如有犯罪,应该让其子弟素服肉袒,到官府请罪;子弟犯罪,应让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如职位责任必需,不宜这样做,有关部门慰勉留之。像这样,便足以促使平凡浅薄之人,使人们知有所耻了。

  “其七是:《礼》说:‘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的礼制,为的是让孝子终其孝情。周代衰落,丧礼渐亡,所以服丧的人前去打仗,素冠之士动起兵刃,到了暴虐的秦代,这些礼制都遭泯灭了。汉初,战事频起,未能遵古。到汉宣帝时,老百姓应当从事军事屯驻的,碰到祖父母、父母死亡,丧期没满三个月的,都不从事徭役;其朝臣遇到丧事的礼制,没有定闻。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大丧,开始能够离官服丧。及魏武、孙权、刘备之世,日日干戈,前代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坚决要求回家服丧,武帝被其孝诚所感动,于是制定律令立下丧服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未及建立终丧之制。而今四方无忧,百姓安逸,的确是孝慈道合、礼教兴起施行之日了,然而愚臣心中所怀,仍有未尽。臣见到朝臣服其父丧的,期满赴职,衣着锦绣,乘坐丽车,跟从君主祭祀郊庙,鸣玉垂纟委,同参节庆之宴,伤害作为人子之道,损坏天地大伦。愚臣建议如果有人遭受祖父母、父母亡丧之祸,都让他们终其丧期。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领其官职,就优旨慰喻,让其视事,但只是让其处理奏陈本部事务而已,国家吉庆之类的喜事,一律免让他们参加。而烽烟警起,戴孝从军,这虽然有损丧礼,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为臣之言稍有可以采用的,愿请圣上交付有关部门制定相应制度。”

  魏高祖看了十分高兴,不久这些建议就都得到施行。

  李彪渐被圣上礼遇,加授中垒将军。等到文明太后逝世,群臣请求魏高祖守丧三年,高祖不同意,与李彪往复论议,事情记在《礼志》里。高祖下诏说:“纵观古事,求能并非一途。或是承借微荫,著德当时;或是被拔选于幽陋,而至流名于后世。因而毛遂起自微贱,奋发抗楚之辩,只要有才能,何必拘泥于出身。李彪虽不是出身名门。本来缺少华贵的资本,但他识性严整聪捷,学识博及典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加上忧吏如其家,乃宣我朝之美,如不嘉赏其行为,叙录其功绩,那凭什么劝勉奖励勤劳能干之人呢?可特进秘书令,以酬答他的款诚。”因他参预议论律令的勤勉,皇上赐给他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两头。

  这一年,朝廷加授他为散骑常侍,出使萧赜。萧赜派他的主客郎刘绘接待对答,并且摆下宴席音乐。李彪辞退音乐。到坐时,李彪说:“齐主既赐宴乐,以劳慰远行之人,适才我辞退音乐,你或许还未体出其中意思。自从我魏丧礼废替,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我皇孝性自天,追思想慕没有尽止,所以有今天丧除之议。服三个月的丧,朝中官员才开始除去孝衣,但仍身穿素服处理政事。裴、谢二公在此,臣理应把原因告知,我今日辞去音乐,想来你们不会见怪吧。”刘绘回答说:“辞乐之事,本不惊异。请问魏朝丧礼,它是依据什么?”李彪说:“高宗三年,孝文..月,而今圣上追念养育的深恩,感谢慈训的厚德,服丧之礼依秦、汉之间礼制,可以说是得礼之变。”徐绘又问:“如要依古,为什么不终三年丧期?”李彪说:“对于皇帝来说,国家大事不可久旷,所以割舍至慕之情,听从朝臣之议。丧期不外乎三年,而今只服三个月,此可谓无礼之礼。”徐绘说:“叔氏太差劲了!专门以礼来要求别人。”李彪说:“圣朝自为绝代的礼制,它关系到许多人。”徐绘说:“文武百官总已听从冢宰调遣,万机有什么可担心它陷于旷怠呢?”李彪说:“我听典籍上说:‘五帝的臣子,臣不如君,所以君主亲自独揽天下大事;三王君臣智力相当,所以君臣共理天下机务;五霸臣子智力超过君主,所以事情由下面决定。’我朝衙门内都是当年五帝那样的臣子,君主亲揽大权,是远效轩唐做法。”李彪将要还朝,萧赜亲自对他说:“卿你前番出使还魏之日,赋答阮诗说:‘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今天你果然来了。卿此次还朝,以后还会来吗?”李彪回答说:“使臣我请赋阮诗:‘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萧赜神情茫然地说:“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理当以特殊的礼节相送。”萧赜于是亲自到琅笽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写诗歌送别李彪,可见萧赜是多么看重他。李彪前后六次衔命出使,南方政权的人惊奇他的正直。

  后来皇帝车驾南征,假李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不久又假征虏将军。车驾还京,迁任为御史中尉,领著作郎。李彪既被魏高祖所宠幸,性格又十分刚直,于是屡屡弹劾纠肃朝臣,远近之人都很怕他,豪强也不敢妄动。高祖常常喊彪为李生,从容地对群臣说:“我有李生,就像汉代有汲黯一样。”汾州胡人叛乱,皇帝下诏让李彪持节慰安,事情平息,李彪还京之后,朝廷又除任他为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一职,解其著作事宜。高祖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李冲说:“崔光的博大,李彪的正直,是我们国家求得贤才的基础。”

  皇帝车驾南伐,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人共同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李彪生性刚强豪倔,与李冲等人意见有不合的地方,便在脸上嘴上表现出来,毫无退让的意思。他自称自己身为法官,无人能够纠奏弹劾自己,于是便经常专横恣肆。李冲积数李彪前后所犯的罪过,便在尚书省衙门内囚禁起李彪,上表皇帝说:“臣听说范典国家、匡治百姓,光化升治、舆服典章,理应无一时闪失。所以晋文公功建九合,犹且被迫在隧道中与其母相见,季氏三代执政,犹在操守问题上受人讥讽。天下固知名节操守的重要,所以不能够虚妄作假。先王既在先时建立宪章,陛下又在今天按之治理,都是为了做到车马服饰有序,礼仪万物没有废落。今按查李彪过去身份平平,因才特受提拔,名耀清贵,在东观司掌文书,频受圣上恩宠,纠奏朝中官员,左加金..,右授蝉冠。(有缺文)李彪理应感恩励节,忠心报德。然而他窃取名声忝居职位,立身高傲,仗势刚倔,无法无天。禁中省内,坐车而行,冒取官材,驾驶四匹马拉的车,毫不顾忌惮怕。肆意妄为,傲视人物,愚弄视听,这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宽容?臣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官员,加上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在尚书省聚集,以李彪所犯的罪行状告李彪,讯审其虚实,如他有不知的,必须审问其部下。李彪回答说:‘事实你们都已知道,实际情况如其所弹劾,这些我都知道,还有什么必要召审我的部下。’为臣今日请求以这一事实,免去李彪所居官职,交付刑官审判。”

  李冲又上表说:

  “臣与李彪相识已经快二十年了,李彪开始出使南方时,臣见其色厉辞正,才优学博,臣愚蠢地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等到李彪官职升迁,参与言谈宴饮,听到李彪评论古今,品评人物,兴言于侍宴之傍,启论于群英之中,赞赏忠诚识别正直,言论恳切,直来直去,毫不掩饰。即使是诸王之尊位,近臣的显要,只要他们有什么不是,多当面道出。残酷疾忌,矫饰奸诈,厉色正辞,出语恶毒,就像老鹰扑杀鸟雀,凛凛然确实像有公正清廉的节操。臣虽才智卑下,则也嘉尚他的耿直,钦佩其正直,虽觉得他有些太过火,但不觉得这是什么毛病。等到李彪初登宪台,始居纠弹之职,首复引马骑卒传呼开道入宫的礼仪,订下直绳不法行为的纠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很难做到。而李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强势力,他所弹劾的人,全都望风而倒。赫赫威风,振于全国,肃正之称,传遍京城。天下人对他改眼相看,贪暴之人敛手整肃。臣当时见到他的所做所为,确实说过他言行相符,忠诚清正自内而发。然而当时有人私下里告诉为臣,说他十分暴虐,臣当时认为纠弹的官员,人们都很忌怕疾恨,风谤之际,容易生出谣言,心中自不相信真有这么回事。

  “往年因河阳事,臣与李彪都在领军府,加上太尉、司空以及领军诸官员等,集中阅查廷尉所审问的犯人。当时有人诉说冤枉,二公及臣意欲听理。那人诉说的道理还没完,李彪便勃然震怒,从东面的座位上跃起,捋袖揎拳,口中宣说大胆贼奴,叱吒左右,他高声大呼说:‘南台中把我木手拿来,让我把这奴胁骨打断!’虽然口中说这话,但实际并未真的去取。他又说:‘南台所审问的,只怕还有枉活的,始终没有枉屈而死的,只可依此。’当时众人中被冤枉的过于严重,有许多事实足以证明,然又心中怵于李彪,于是各自沉默不语。因为这件事,为臣于是心中怀疑他滥责无辜,臣审加情察,知其威虐,但仍为体察其采访之由,讯问的情况。粗略而言,其酷急小罪,肃禁为大。总而言之,仍认为其益多损少。所以按住臣心中所疑,不以申奏,实在有失为臣知无不说以求圣上了解情况的道理。

  “等到去年陛下大驾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与他早晚共事,才开始了解他言行不一,是己非人,专横恣肆,毫无忌惮,尊重自己,忽视别人,安己凌上,以自己的过错弹劾他人,己方事人,喜好别人拍奉自己。听到他说的话觉得他与古代贤人没有两样,检校其行为却是天下奸佞暴虐之徒。为臣与任城王卑躬曲己,就像柔顺的小弟奉从暴虐的长兄一样。他所想要做的,尽管事不在理,我们也只好无不屈从。

  “依李彪其事求李彪其实,诸项列举都有证据。如果为臣列举符合事实,就应在北方就地处决李彪,以去除扰乱国家政治的奸矫之人;如果为臣所说无证,理应流放为臣于荒僻之地,以平息谗言之污人清白。”

  高祖当时在悬瓠,看到李冲表奏惊叹愕然,说:“怎么会料到留京之人像这样!”有关部门要处李彪以极刑,高祖宽恕了他,除名而已。李彪很快还归本乡。

  高祖从悬瓠北到邺城,李彪在邺城南部迎拜。高祖说:“朕对你寄予厚望,每每许你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你理应报国,发挥才能,但近日见到弹劾你的文字,令朕大失所望。卿你遭到这种谴责,是朕与你过不去,是宰相跟你过不去,还是卿你咎由自取?”李彪回答说:“臣的过失咎由自取,罪自身招,实在不是陛下加罪于臣,也不是宰相无辜罪臣。人臣罪既如此,应伏乡野之中,不应远接圣上车驾,但听说圣体有恙,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并不是为谢罪而来。”高祖听取宋弁的意见,准备采用他,又逢留台臣僚表言李彪与御史贾尚过去审理平民恂一案,又有诬蔑不实之处,奏请逮捕李彪。李彪自称此事冤枉,高祖也知道李彪没有此事,便派人安慰他,让人用牛车散载,送他到洛阳。逢大赦得以免罪。

  高祖逝世,魏世宗登极,李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复,互相推崇,因之李彪请求朝廷恢复他的旧职,重操往日史官职事,王肃等人答应为他出力帮忙。李彪于是上表:

  “惟我皇之拥有中华,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不能违命而开基业,武皇以奉养时序而拓开帝业,虎啸中国,龙飞宇外,小往大来,万物咸顺,从此以降。世世代代济其光辉。史官所述,未能充分具其兴盛。加上东观圮坏,册籍缺乏,先王之美随日而落,皇朝大善与月同稀。故有谚语说:‘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到了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先后远思大魏皇业,绵远悠长,轰轰烈烈,如不恢复史官阐述著录,怕大业茂功便会有缺。于是召集名儒博达之士,充任秘书省官职。当时圣上忘臣众短,采纳为臣片志,令臣出山,授予丞职,为臣忝居其事,无所与让。高祖时常召臣说:‘平正你的大志,端正手中笔法,书写史事而不按法,后世之人有什么可看的。’为臣奉以周旋,不敢疏怠,与著作郎等人拾捡遗文,并取前记,撰为国书。假如有新进时贤续做此事,臣担心门庭既异,出入生疑,弦柱既变,善者或许成为谬妄。自从太和十五年(491)以来,臣出使国家迁都,为臣频频出使南方,于是记载之笔便停辍不用,史实也不复被载,这对于书功录美,不也是有欠缺吗?

  “伏思孝文皇帝承接天地之宝,崇扬祖宗大业,大功未就,早早崩殒,黎民百姓,如无天地。赖陛下体明睿之真诚,应保合之大量,恢恢大明以照万物,履践静恭以安定邦国,天清其气,地乐其静,不失不忘,都由旧章,真可谓重明叠圣,百姓安康。惟先皇的开创造物,经治浩广,加上魏典常记、伟迹垂篇,穷理于有象之中,尽性于众变之内,真可谓日月出矣,无幽不被照亮了。《记》说:‘善流者欲以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所以《传》说:‘文王开创基业,周公成其大邦。’又说:‘没有周公的才能,不得做周公那样的事。’今日的亲王,可谓能与当年周公相比了。但先王的大计圣达,今王的淳美洞鉴,与前代相比,毫无逊色的地方。时哉时哉,可不光照日月吗!与天地合德的,是先皇开创之功;与日月齐明的,是先皇的洞照之识;与四时周遍的,是先皇的丰功;与鬼神合契的,是先皇的明察;迁都改邑,是先皇的明达;变是协和的,是先皇的玄鉴;思同书轨的,是先皇的远见卓识;守在四夷,是先皇的深远谋略;海外有截,是先皇的赫赫声威;礼田岐阳,是先皇的明识大义;张乐岱山之郊,是先皇的仁德;车驾幸临幽僻荒漠,是先皇的智谋;征伐南荆的,是先皇的礼敬;升中告成的,是先王的整肃;亲祭社稷,是先皇的礼敬;兖实无缺,是先皇的充备;开物成务,是先皇的贞正;观察人文,是先皇的涵蕴;革弊创新,是先皇的志向;孝慈道洽,是先皇的衷诚。先皇有大功二十件,加上谦慎尊位,光被四极,为而不占有,可以说是功包三皇五帝了,实在应该书功于简册,声播于金石。

  “为臣窃谓史官的显达,大的可与日月齐明,小的可与四时并茂。其中大的孔子、左丘就是,小的司马迁、班固便是。所以他们可以声流于无穷之外,义明于后来之人。故金石可以泯灭而流风不会泯灭的,恐怕就是载史的书籍吧?谚语说‘相门有相,将门有将’,这不只是说他们的性格,还指长期耳濡目染所养成的气质。臣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就当世有其人了。所以《尚书》称羲和世代掌天地之官,张衡在赋中说‘学于旧史氏’,说的就是世代相传之义。如果像善于冶炼的人的儿子擅长制作裘衣,善于治弓的人的儿子擅长编制筲箕,事物哪有固定的程式,习染成自然罢了。所以说到这里,也可说史官不修书,皇朝事迹便多沦落空旷,因此天人之际的事,不可片刻没有记载。所以司马谈、司马迁记录史实而立下功绩,班彪、班固撰写《汉书》而成名,这是前鉴的轨辙,后镜的蓍草龟骨。然而前代史官不能终其史官之业的有之,这都是暴虐之世不能容忍善人的原因。所以平子离开史馆而成文名,伯喈违弃馆阁而就其素志。而近代伪晋之世,有位叫王隐的佐郎,被著作郎虞预所诬毁,弃官在家,白天他打柴造饭,晚上观文写作,撰成《晋书》,存留一代史实,司马绍让尚书只为他提供笔与纸而已。国家大典,成于私家,末世之弊,竟成这样,史官的命运不济,是因为时代。

  “而今大魏的史书,职掌它则身家显贵,禄则亲受荣耀,优哉游哉,它给予人以福禄,然而大魏史书不能恢弘,也是有其原因的。故著作渔阳人傅毗、北平人阳尼、河间人邢产、广平人宋弁、昌黎人韩显宗等,都以文才被荐举,国掌注述,都为时不长,不能终其大绩。前著作郎程灵虬与臣同时应举,共掌此事,而今改从他职,不再职掌撰述。只剩下崔光一人,虽然没有移任,然而身兼两职,所以载述之事便空缺了。臣听说记载典籍的兴盛,是由于有其大业,《雅》、《颂》垂荐,由于德美,虽然一时有一时的文质,史书记载也有详有略,然而历代相传,这一基本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过去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而你不记,是你的罪过。’所以司马迁之书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曾留意史事,所以久而久之就被人批评。从长远忠实的角度来看,司马谈之志比诸葛亮要贤敏得多。《尚书》称‘不要旷废众官’,《诗经》有‘职掌什么就有什么忧患’,为臣今天虽不在史官其位,然而过去臣曾忝居其职,所以自己现是一介草民而自疏,敢于就此发表看法。语说‘担心的是做一件事情的人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人不一定能够去做’,为臣实在谈不上知道,不过是勉强为之。窃查先朝赐给臣‘彪’的名字,远则拟比汉史的叔皮,近则仿效晋史的绍统,推寻名字,求其含义,为臣欲罢不能,荷恩戴德,为臣惟有死而后已。而今臣请求在都城边求得一个僻静的地方,臣好综理国朝典籍,以终了为臣以往夙志,官府给些人力物力,以备所需。虽然臣不敢有光耀今古的奢望,但也不是为了饱食终日。如臣撰述,国史近可望一个月就写成,远的话三年也会完工,正本放在秘书监,副本可藏之名山。”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祥、尚书令王肃因其没有俸禄,很是赈济他,于是按照当年王隐的样子安排他在秘书省,白衣修史。

  魏世宗亲理朝政,崔光上表说:“臣伏见前御史中尉李彪,夙怀美意,创修魏典,为臣过去被李彪邀请,与他同掌一业已有多年,他志力贞正坚强,考证撰述不知疲倦,督促劝勉群官,注缀之事大略备举。虽然前一段分开了,臣与他多有废离,但近蒙圣朝重新启用他,还让他综理撰事。而他老而弥厉,史才日新,假如圣上能复他旧职,专攻治书之事,他必定能昭明《春秋》,撰成皇籍。既然先帝委他重任,曾历高官,他背负过错,应从涤洗。愚臣认为现在应让他任职侍中,正职著作,停他外役,让他专心写作,积月累年,国史定会写成。圣上鸿声巨迹,蔚成大章,皇朝盛明气象,记录在册,也可永不泯灭了。”魏世宗不同意。

  皇帝下诏让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这不是李彪所爱好的,他坚决不去,有关部门狠狠地批评指责他。恰好此时李彪染上疾病,持续了几十天,景明二年(501)秋天,在洛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李彪开始任中尉职,以严酷出名,他因奸情难得,于是用木手击打人的肋腋,罪人气绝之后又定其罪的事时有发生。又出使慰问汾州叛逆的胡人,抓到凶顽的人,都被他鞭打面部而致死亡。到了李彪生病后,身上往往出疮溃烂,痛毒备至。死后,朝廷下诏赐给帛一百五十匹,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称刚宪。李彪在秘书监一年多,修史之业终未完成,然而区分书体,都是李彪的功劳。他讲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他所写的诗歌、颂、赋、讠耒、章奏、杂笔百多篇,另外有集子。

  李彪虽与宋弁结下管鲍之交,宋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下议论时,犹且把他视为寒贫之辈,一点也没有宽容的态度。李彪也知道这回事,却不记恨他。等到宋弁去世,李彪痛哭不已,撰写讠耒文哀悼他,语辞备极辛酸。郭祚职掌吏部,李彪为儿子李志求官,郭祚仍以旧第对待他。李彪因自己位经侍中,又兼尚书,对郭祚说应当以显贵后代提拔李志,郭祚不答应,李彪大为恼火,形于言色,当时舆论以此讥讽郭祚。郭祚经常说:“你与义和结交,我怎能饶过你,而让别人怨我呢?”任城王元澄与李彪起先关系也不好,等到任职雍州,李彪前去为李志求取其府中僚佐之职,元澄很痛快地启奏朝廷,求得列曹行参军一职,当时舆论都称赞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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