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九

▲修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时，张齐贤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劲敌不足吞矣。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外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矣。夫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敌人之心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四海敛衽而至矣。”

臣按：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自治之策。

田锡言于太宗曰：“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捕斩小胜为功，贾结怨仇，召戎起衅。职此之由，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索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

臣按：田锡斯言得安静守边之道。

锡又言于太宗曰：“将帅行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昔赵奢为将，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又李牧为将军，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云中，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享宾客、军吏，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凡有给赐，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若以年年供亿挽运，老师费财，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臣按：锡之此言得任用边将之道。

锡又言曰：“御戎在乎辨边上奏报之虚实，察左右蒙蔽之有无，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败，安危成败之理，乞详而察之。”

臣按：锡谓御戎在辨边报虚实、察左右蒙蔽有无，盖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上奏报卒用此计以欺罔朝廷，将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蒙蔽，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听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况万里之边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有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职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系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系乎时也。”

臣按：禹偁谓汉文帝内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单于不为深患。呜呼，人君能尽二言，中国之治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其备策曰：“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选有材识近臣，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万世之下备御之方，实不外此。谨准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凡七，其一请选材识近臣亲视边垒，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实可用之。我朝罢前代枢密院而以兵事专属兵部，臣请兵部于尚书外添设尚书一员，轮掌部事，每岁遣一员行边，锡以玺书，俾起自辽东，历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抵平凉等边地，凡山川之险易、营垒之远近、戍卒之多寡、糗粮之有无、敌人之向背、将领之壮怯，已然者当何如而修饬，未有者当何如而增补，某处当设为营堡，某堡当加军守备，某墩台可废，某蹊隧可塞，某处可屯种，某处宜牧蓄，凡边计未备者皆与巡抚都御史守备总兵参将等官计议经画，条而上之，如此则可销患于未萌，如此则可以待敌之来攻，如此则可以遏其冲突，如此则可以遏其侵扰，归奏阙下，更令内阁大臣会合六卿以下详访熟议施行之，岁岁以为常，其四川、湖北、两广、云贵则三年一巡行。如此，朝廷不忘边备，边方无复废事，居庙堂者无遥度之失，守封疆者无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议兵屯者，自来北边分为三路，其所辖军马不甚整齐，及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于何处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合挪减于何处驻泊，使就刍粮，以省边费，庶免先自匮乏。”

臣按：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臣请每岁所遣行边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阁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二三年间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诸司选将，今不必尽如其言，每岁行边大臣所至边境，即令总兵以下各举所知，不问有官无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胆气，某人善骑射，因而试之，用为选锋，试中即于本色粮赏外加以廪食，量为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战者，于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陈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势，应敌无穷。”

臣按：今朝廷训兵已有成法，大约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炮紧缓，以为进退、疾徐、分合之节而已，然按行故事视为泛常，请于时常教阅之外专以教射为事，乞敕缘边将领通行各处抽选能射军士，分军教习，名为教师，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来提督试验，行边大臣至日计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为教师升赏，及凡军中有差役争讼事有疑似难辨取与，分轻重及有过失者皆以射决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轻之，如此，则人皆习弓矢，无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训练义勇，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见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制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臣按：边城有州县之处，今已签民与军相兼守御，可用仲淹此议，俾其随军操练，仍须择守令责以训练之任，旌其勤而惩其惰。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再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至今骄慢，必谓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若京城坚固则戒河朔重兵勿与之战，彼欲战不能战，谋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可也。是则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毕；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毕。考法于古，择利于今，京城之修盖无疑矣，然须二年成之，则民不劳苦，人不惊骇。”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余里，而范仲淹议守边策犹以修京城为言，当时若余靖辈皆力攻之以为非，其后靖康之祸，果有如仲淹所议者。矧今国家都燕，其去边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己巳之变，也先直犯京师，虽我金城汤池如天难升，然而重城之外、百万人家亦尝为之惊疑。幸此无事之时，请如汉惠帝、唐明皇故事，筑为外城，包围城外民居，万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赖而不至于惊溃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伪诏，诱边人实关中，其谋不细。盖汉多叛人，陷于穷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坚、刘渊、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之谋也。”

臣按：外国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臣请立为条格，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试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备，苟有可用，皆随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则此辈心有所系、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

吴育言于仁宗曰：“圣人统驭之策，羁縻弗绝而已，或有一背叛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今西夏止是钞掠边隅，当置而不问，若已见叛状，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若是用中国叛臣，即加征讨。大凡兵家之势，征讨者贵在神速，守御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伪遁，多误王师，武夫气锐，轻进贪功，或陷诱诈之机，今但明烽堠，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而徐观其势，乃庙堂之远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与小国不同，吴育以徐观其势之一言，为庙堂之远算谅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寇，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而引李牧、赵充国、姚全斌、董遵诲事为议，且曰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宜推恩义以慰其心，此语尤为警切。臣惟今日边城粮赏之外，为将者别无储蓄，况边塞之地多无征租，臣请自今以后，别于常储之外稍以嬴余付边将为燕犒之费，遇有警报，敕遣近臣赍宫钱赴边，市牛酒燕犒将卒，是以感人心、作士气之一事也。

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月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忧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按：苏轼代滕甫草此奏而引医及彭祖观井为譬，盖合古人所谓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之旨矣。末章又曰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此譬尤善。凡除宿弊、兴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灭国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师，其帅斡哩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驼冈天驷监，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得旨打球于其间，金人兵至径趣其所，药师导之也。

臣按：自古国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马之所，其间必积刍豆以为饲秣之具，方无事时资以牧育，固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变不可不先为之虑，金人犯汴京，奸人导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驼冈，藉其刍豆饲其马，以为久驻之计，此往事之明鉴也。矧今国都去边伊迩，己巳之变，仓卒用言者计，焚弃刍豆何啻千万，当时见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无复有以为言者。窃惟都城东北郑村坝二十四马房，其仓场所储积者如京如坻，请于无事之时即其地筑为一城以围护其积聚，及移附近仓场咸聚其中，就将腾骧等四卫官署军营设于其中，特敕武臣一员于此守镇，仍司群牧，四卫官军不妨照旧轮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备之一策也，伏惟圣明决其可否。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