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四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上) 《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程颐曰:“《师》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师》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将帅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众也。” 朱熹曰:“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逾,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 《序卦》曰: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颐曰:“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 吕祖谦曰:“《师》以二为主,二将帅也,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听命者;《比》以五为主,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亲辅者也。《比》所以次《师》者,言众虽听命于将帅,而心当亲辅于君也。” 《杂卦》曰:《比》乐《师》忧。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颐曰:“富者众之所归,惟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谦逊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奔驰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 杨万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尔。舜征苗,不得已也。汉武征匈奴,岂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乃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程颐曰:“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豫悦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侯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酺》之彖曰:酺,扬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诚已也)号(命众之辞)有厉(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从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酺,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谓。”又曰:“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预为之备,如人少处必无争,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所以当预为之防也。” 丘富国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用兵乱也,去兵亦乱也。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销锋镝、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又岂戒不虞之义乎?”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民俗凋弊之余,大振威武以立国,内而畿甸、外而边方,设立卫所,每卫五所,每所千军,错峙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圣祖思患豫防之心远矣。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几千倍蓰,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岂《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义哉?伏惟圣明留心武事,明敕所司,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下执政大臣,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必欲复祖宗之旧,其道何繇,或别有它策,具疏备陈,然后集议,除其旧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断断乎必有益于国、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庶几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久之计,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朱熹曰:“圣人之德,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又曰:“武虽是杀人的事,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 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之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著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蔡沈曰:“圣武犹《易》所谓神武而不杀者,汤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宽,故天下之民信而怀之也。”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谓韦顾、昆吾也),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皆桀之党)。 朱嘉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疾貌)彼殷武,奋伐荆楚。鹔(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李雩曰:“楚为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商室中微,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德胜者,盖继衰乱之后,内之则法度之既弛、纪纲之既坏,外之则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胜之,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拨乱而复反于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余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设为天命文王之辞),无然(不可如此)畔(离也)援(攀援),无然歆(欲之动也)羡(爱慕),诞先登于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吉姓之国)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国名)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师),以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以笃于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是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往,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则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节,是之谓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设为上帝之自称)怀(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声以(犹与也)色,不长夏以革(未详)。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法也)。帝谓文王,询尔仇方(仇国),同尔兄弟(与国也),以尔钩援(钩梯也),与尔临(临车也)冲,以伐崇(国名)墉(城也)。 司马迁曰:“崇侯虎谮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泚里,其后赦西伯,赐之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吕氏谓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无迹,与天同体而已,虽兴兵以伐崇,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徐缓也),崇墉言言(高大也)。执讯连连(属续状),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轻暴也)。是类(祭上帝)是祃(祭始造军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来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强盛貌),崇墉仡仡(强壮貌)。是伐是肆(纵兵也)是绝是忽(灭也)。四方以无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魌(发语辞)骏(大也)有声。魌求厥宁,魌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之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众也)。矢(陈也)于牧野,惟予侯(维也)兴。上帝临女,无贰(疑也)尔(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叹辞)铄(盛也)王师,遵(循也)养时晦。时纯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我龙(宠也)受之,闇闇(武貌)王之造(为也)。载(则也)用有嗣,实维尔公(事也)允(信也)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貌)虎臣,在泮献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问(讯囚也)如皋陶,在泮献囚(所虏获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东南(谓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吴(音话)不扬(肃也)。不告于讠凶(讼也),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为束)其搜(矢疾声)。戎车孔博(广大),徒御无斁(竞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违令也)。式固尔犹(谋也),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则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殽。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载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礼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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