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四

▲图籍之储 《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愊》。 朱熹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天下事有古未之为而后人为之，固不可无者，此类是也。” 徐几曰：“上古民淳事简，事之小大惟结绳以识之亦足以为治，至后世风俗俞薄，欺诈日生，而书契不容不作矣。书，文字也；契，合约也。言有不能记者书识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验之。” 程龙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为民生利用安身、养生送死之道已无遗憾矣，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卒归之《愊》之书契，何也？盖器利用便则巧伪生、忧患作，圣人忧之，故终之以书契之取象，其视网罟等象虽非一时之利，实万世之大利也。故结绳初易为网罟，终易为书契，圣人以定大业、断大疑悉于书契乎，观百官、治万民察诚非书契不可也。十三卦终以《愊》卦之取象，圣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书之祖，万世书契之所自出、文学之所繇宗者也，岂特一时治百官、察万民而已哉？然万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皆永赖焉，夫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圣人作为书契以垂万世之用为此而已，后世乃至用之以驾虚诞之说、纪浮夸之辞、载怪僻之事、写淫荡之情，岂圣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东西为广）轮（南北为轮）之数，辨其山（积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渎曰川）泽（水钟曰泽）、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坟（水涯曰坟）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湿曰隰）之名物。 郑玄曰：“土地之图，若今郡国舆地图。” 臣按：此即后世地志、图经之所始也。《周礼》大司徒之职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图为任，可见地官为职所以佐王安扰邦国者，虽无所不统而其最当切而先者，万民之数、九州之域、五土之名也，后世图经、地志盖原于此。国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大明志》。永乐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采摭事实，然未成书。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旧修成一书，命曰《大明一统志》，然所辑者皆沿前代之旧，载古今事迹，纪形胜、备风俗、考沿革、广见闻，前古所未有也。揆之于大司徒所掌之图则倍之矣，然所谓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数则未备焉。臣请于地图之外，依《周礼》别为一籍，凡天下两畿十三藩及府州县皆各为一图，县合于州、州合于郡、郡合于藩，总为天下图，掌于户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产、里数、户口、钱谷应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敛散，按图而考其实，粲然如指诸掌也。此成周盛时，大司徒佐王安扰邦国之首务。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郑玄曰：“志谓记也，《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系世则帝系，《世本》之属也。” 王昭禹曰：“父谓之昭，子谓之穆，父子相代谓之世，世之所出谓之系。奠系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书，小史则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国者亦各有其国之私书，所谓志者是也。志虽作于侯国而籍则掌于王官，其事之大者在奠系世、辨昭穆焉。后世封建之制废，仕者无世官、无分地，然魏晋以来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繇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繇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代以来其书散佚不传，非独无官秘阁、左户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谱牒之学者盖亦鲜矣。今制，惟勋臣、武胄有世官者，袭替之际具其宗图，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应举入官者亦一具家状，既仕之后不复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记也），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郑玄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三皇五帝之书，所谓三坟五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则下以知风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书则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国曰：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者皆聚此书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类也；三皇五帝之书，即所谓三坟五典也。达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书也。今世天下郡县皆有图经、地志，藏其副于学校，而总收于礼部，藏于内阁，朝廷又颁五经四书于天下学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遗意也。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之图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则其所掌者特图而已。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则其所掌典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邦国，诸侯之国也；都鄙，邦国之采邑也。自邦国、都鄙至于蛮、夷、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数则列而计之也，要则总而计之也，利则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则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则将以兴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谓掌天下之地图而隶于司马，谨之也。战国策士每言窥周室则可以按图籍争天下，汉大将军王凤亦云《太史公书》有地形厄塞，不宜在诸侯王，然则古人图志虽司徒营之，即藏之司马，秘不得见，所以弭盗而防患也。萧何入秦，独收图籍，自汉掌之司空，浸以泄露，当时如淮南诸王皆按舆地图谋变，以此知古人之虑远矣。观此说则知古人重图籍有如此者，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者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本实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尔。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程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三坟五典之说始见于此，孔安国谓此即上世帝王遗书，则是书之来也久矣。《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此书之掌于朝廷官职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书之传于学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书存于世者惟尧、舜二典，其他如九头、五龙、摄提等十纪，其说荒诞不经，其后宋毛渐所得之《三坟》则又伪妄显然，断非古昔圣神之旧典也。孔子删《书》始于尧、舜，所以为万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万世帝王为治之大经大法无出此者矣。 《史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 孔安国曰：“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朱熹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皆传先王之旧。” 臣按：万世儒道宗于孔子，天下书籍本于六经，六经者万世经典之祖也，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继天而建极阐道以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谓崇尚之者，非谓加其封号、优其祀典、复其子孙也，明六经之文使其义之不舛，正六经之义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经之道使其言之不虚，夫然斯谓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臣按：秦无道之罪十数，如坏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类，然皆一时之事也，继其后者苟一旦兴改革起废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坠绪可寻而理也，若夫《诗》《书》、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时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为飞烟、荡为寒灰，以贻千万世无穷之恨。呜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为万世之罪人欤。 《汉书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杂也）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诸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与集同）略”（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汉藏书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书至于孔子而备，历春秋战国之世，至于嬴秦而缺。汉高祖时，战争未息，文、景时谦让未遑，武帝者出，始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书之使，命校书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辑其略焉。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繇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后世人主有志于道艺而留心于载籍者，尚当以汉世诸帝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之。 臣按：汉以来遣使求书始此。夫自秦人焚书之后，书籍散亡多矣。汉兴，始收之开献书路，置写书官、兴藏书府，稍稍复集。至成帝世，又颇散失，乃遣谒者求遗书于天下。呜呼，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难于聚而易于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谨而购访之勤，安能免于丧失哉？不幸而有所丧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兴丧为念，设法招求，遣使搜采，悬赏以购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长留天地间永为世鉴，以毋贻后时之悔，岂不韪欤？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监决，如石渠故事。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臣按：此后汉书籍之始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繇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繇于民也。呜呼，书籍之在世，犹天之有日月也。天无日月，天之道废矣；世无书籍，人之事泯矣。何辜于天而往往遭焚烧之祸哉？迨夫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古书次第复出，藏之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乱，焚荡泯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晋惠之世靡有孑遗，东晋鸠聚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书目凡万五千七百四卷，齐之书目凡万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万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万七千余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臣按：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谓：“经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后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国，坟籍扫地，一厄也；王莽之末，并从焚烬，二厄也；献帝移都，西京燔荡，三厄也；晋世刘石凭陵，从而失坠，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师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隋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至，观阁斯积。”文帝纳之，使人搜讨，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臣窃以为自隋之后，唐有禄山、黄巢之乱，极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祸，极而至于至正之末，其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万事万物，祸乱之时虽或荡废，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复旧，惟所谓书籍者出于一人之心，各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虽同而其所以为言者则未必同，其间阐义理、著世变、纪事迹莫不各极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则不可复，虽复之亦非其真与全矣。是以古先圣王莫不致谨于斯，以为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爱护之，惟恐其捐失也，讲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讹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虽以偏安尚武衰乱之世，莫不知所爱重，矧重熙累洽之世、好文愿治之君哉？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玄宗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褚无量整比。寻置修书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麻纸五千番、季给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 欧阳修曰：“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呜呼，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文华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臣尝谓，天下之物虽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宝，既失之皆可复得也，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旦无焉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关系岂小小哉？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储，所赖石渠、延阁之中储积之多、收藏之密、扃钥之固，藏贮者有掌固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至于浥烂散落尔。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多历年所，在内者未闻有所稽考，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其所关系非止一代一时之事而已也。伏望圣明为千万年之远图，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不胜千万世斯文之幸。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胡寅曰：“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不意五季干戈扰攘之时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于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刊焉，何患于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于此哉？” 叶梦得曰：“唐以前书籍皆写本，人以藏书为贵，精于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读诵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宋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 臣按：后世雕印书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来，学者易于得书，不必假借购求、钞写传录而得以诵习考阅，诚莫大之利也，然书肆刻本往往承讹袭舛，有误学者。乞命翰林儒臣将九经、十九史及诸儒先所著述有补于正道名教者，严加校正，字画行款必须正当归一，命工锓梓藏于国子监，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义咸来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于此又有一见，今世学校所诵读、人家所收积者皆宋以后之五经，唐以前之注疏讲学者不复习、好书者不复藏，尚幸《十三经注疏》板本尚存于福州府学，好学之士犹得以考见秦汉以来诸儒之说，臣愿特敕福建提学宪臣时加整葺，使无损失，亦存古之一事也。余如《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刻板在南监者，亦宜时为备补。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 臣按：周世宗当五代扰攘之际，尚留心文事如此，况当承平之世而经籍图书乃其祖宗所贻留者，手泽沾溉所存，忍使之散轶不全乎？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仇刊正，俾于每卷之末署其名衔，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 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龙图阁及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更《崇文总目》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葺，至是为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两朝，至仁、哲、徽、钦四朝，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升降、人心习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为也。然去古既远，苟无斯文以范防之则愈趋而愈下矣，故繇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盛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自南渡之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参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蛙裂大道、疣赘圣模，幽怪恍惚、琐碎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譬之万派归海，四渎可分，繁星丽天，五纬可识，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书之始末。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者，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 仁宗嘉祐中，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命，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 臣按：宋朝以文为治，而于书籍一事尤切用心，历世相承率加崇尚，屡下诏书搜访遗书，或给以赏或赐以官，凡可以得书者无不留意，然犹虑其或有非常之变，每卷皆有副本，分贮各所，是以真宗之时崇文秘阁之灾而犹存太清楼之储，徽宗设官提举，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其寓意深矣。我朝不专设馆阁官，凡前代所谓省、监皆归于翰林院，翰林院专设官以司经籍图书，名曰典籍，凡国家所有古今载籍皆在所掌，又于国子监设典籍一员，司凡大学所有经籍及板本之属。臣考唐人谓人之博学者曰“行秘书”，而宋人之评诗者亦曰“胸中无国子监，不可读杜诗”，而书史之有讹舛者必校正之以监本，则此二者乃自古藏贮经籍之所，我朝馆阁之职，凡前代所谓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皆不复置官，惟于翰林、太学置此官二员，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渊阁，其典籍固有所职掌，惟两京太学典籍几于虚设。臣闻永乐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夫天下书籍尽归内府，其人家所有者盖亦无多，其间多有人家所无者，今幸其犹存于此，万一有所疏失则永绝矣，可不惜哉！今幸国家无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时，忍使古昔圣贤垂世立教之言、载道为治之具传之数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变，乃至于今而泯尽，岂不贻千古之永叹哉？臣请敕内阁儒臣将南北两京文渊阁所藏书籍，凡有副本，于南京内阁及两监各分贮一本，其无者将本书发下两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钞录，给与人匠纸笔，责令各堂教官校对，不限年月，陆续付本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又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神宗元丰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集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侍制以上官毕赴。 臣按：宋有馆阁之职以司经籍图书，秘书郎职掌收贮葺理，校书郎、正字职在编辑校定。今制不设馆阁，并其职于翰林院，夫以专官则无专任。臣请于典籍之外，其修撰、编修、检讨皆以编辑校定之任专委其人而责其成功，每岁三伏会官曝书如宋制，因阅其数，如此，则葺理有官而编简不至于脱误，考校有人而文义不至于讹舛，考阅有时而载籍不至于散亡矣。 徽宗大观四年，秘书监何志同奏：“庆历间尝命儒臣集四库秘藏叙次为籍，名之曰《崇文总目》，其书之总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馆所藏善否相揉，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阙逸之数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采，视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许借传。”从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采，视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许借传”，盖欲将馆阁中书目录出示中外，凡目中所无有者，借传以广其藏也。此事关系甚大，非惟一时事，盖万世之事也。 以上图籍之储。臣按：人君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焉。盖以前人所以敷遗乎后者，凡历几千百年而后至于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辑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废坠放失焉，后之人推厥所繇，岂不归其咎于我之今日哉？是以圣帝明王所以继天而子民者，任万世世道之责于己，莫不以是为先务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务草创，日不暇给，而首先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是时犹未登宝位也。呜呼，大圣人所见所为自与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为圣子神孙之诒谋者至矣，践其阼而承其统者，可不思所以体其心而继述其事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