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集卷九·史论

　　「史论序」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唯子餗《例》为差愈。吁！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史论上」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曰：史以事、词胜。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赞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或従伪赴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则善矣。

　　「史论中」

　　迁、固史虽以事、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遗意焉。吾今择其书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者四，悉显白之。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疏不载焉，见之《匈奴传》。夫颇、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忠如周勃，贤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章乎？迁论苏秦，称其智过人，不使独蒙恶声；论北宫伯子，多其家人长者。固赞张汤，与其推贤扬善。赞酷吏，人有所褒，不独暴其恶。夫秦、伯子、汤、酷吏，皆过十而功一者也。苟举十以废一，后之凶人必曰：苏秦、北宫伯子、张汤、酷吏，虽有善不录矣，吾复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志也。故于传详之，于论于赞复明之。则其惩恶也，不亦直而宽乎！迁表十二诸侯，首鲁讫吴，实十三国，而越不与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载国十三，何也？不数吴也。皆诸侯耳，独不数吴，何也？用夷礼也。不数而载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国也。《春秋》书哀七年，公会吴于鄫，书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书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此其所以虽不数而犹获载也。若越区区于南夷豺狼狐狸之与居，不与中国会盟以观华风，而用夷狄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称以罪之。《春秋》书定五年，于越入吴，书十四年，于越败吴于槜李，书哀十三年，于越入吴，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迁举而措之诸侯之未，则山戎、猃狁亦或庶乎其间。是以绝而弃之，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不知中国礼乐，虽勾践之贤，犹不免乎绝与弃。则其尊中国也，不亦简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书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则加其姓，而首目之曰号谥姓名。此异姓列侯之例也。诸侯王其目止号谥，岂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实名之，岂以不名则不著邪？此同姓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为二，上则曰号谥名名之，而曰名之杀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则曰号谥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异姓之例，何哉？察其故，盖元始之间，王莽伪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亲亲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従异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权归于臣，虽同姓不能有名器，诚不可假人矣。则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隐而章，则后人乐得为善之利；直而宽，则后人知有悔过之渐；简而明，则人君知中国礼乐之为贵；微而切，则人君知强臣专制之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为《春秋》继，而使后之史无及焉者，以是夫。　　「史论下」

　　或问：子之论史，钩抉仲尼、迁、固潜法隐义，善矣。仲尼则非吾所可评，吾意迁、固非圣人，其能如仲尼无一可指之失乎？曰：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大者此既陈议矣，又欲寸量铢称以摘其失，则烦不可举，今姑告尔其尤大彰明者焉。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而乃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间，以破碎汩乱其体。《五帝》、《三代纪》多《尚书》之文，齐、鲁、晋、楚、宋、卫、陈、郑、吴、越《世家》，多《左传》、《国语》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多《论语》之文。夫《尚书》、《左传》、《国语》、《论语》之文非不善也，杂之则不善也。今夫绣绘锦縠，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绨缯之不若。迁之书无乃类是乎。其《自叙》曰：“谈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是与父无异称也。先儒反谓固没彪之名，不若迁让美于谈。吾不知迁于纪、于表、于书、于世家、于列传所谓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迁之失也。固赞汉自创业至麟趾之间，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且褒贤贬不肖，诚己意也。尽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传迁、扬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记其世系。固于他载，岂若是之备哉？彼迁、雄自叙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

　　或曰：迁、固之失既尔，迁、固之后为史者多矣，范晔、陈寿实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乌免哉！晔之史之传，若《酷吏》、《宦者》、《列女》、《独行》，多失其人。间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郑众、吕强以廉明直谅概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失身，概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义，概之《独行》；与夫前书张汤不载于《酷吏》，《史记》姚、杜、仇、赵之徒不载于《游侠》远矣。又其是非颇与圣人异。论窦武、何进，则戒以宋襄之违天，论西域则惜张骞、班勇之遗佛书，是欲相将苟免以为顺天乎？中国叛圣人以奉佛法乎？此晔之失也。寿之志三国也，纪魏而传吴、蜀。夫三国鼎立称帝，魏之不能有吴、蜀，犹吴、蜀之不能有魏也。寿独以帝当魏而以臣视吴、蜀，吴、蜀于魏何有而然哉？此寿之失也。噫！固讥迁失，而固亦未为得。晔讥固失，而晔益甚，至寿复尔。史之才诚难矣！后之史宜以是为鉴，无徒讥之也。

　　「谏论上」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従者百一，说而従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乐王释，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睢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郦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缴感襄王，蒯通以娶妇悟齐相，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诐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吾观昔之臣言必従，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谏论下」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耎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则否。彼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傥言而不获，吾不信也。

　　「制敌」

　　兵何难？曰：难乎制敌。曷难乎制敌？曰：古者六师之中，士不能皆锐，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辈。力扼虎，射命中，捕敌敢前，攻垒敢先乘，上兵也。习行阵，晓击刺，进而进，退而退，中兵也。奔则蹶，负则喘，迎刃而殪，望敌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独吾有，敌亦不无也。为将者不以计用之，而曰敌以上兵来，吾无上兵乎？以中兵来，吾无中兵乎？以下兵来，吾无下兵乎？然则胜负何时而决也。夫胜负久而不决，不能无老师费财。吾故曰难乎制敌也。若其善兵者则不然。堂然而阵，填然而鼓，视敌之兵有挺刃大呼而争奋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进亦进，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满镞而向之，其色动，介马而驰之，其辙乱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袭之。夫如此，敌之上兵乐吾下兵之易攻也，必尽锐不顾而击之，吾得以上兵临其中，中兵临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胜哉！是则敌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敌二。况其上兵虽胜，而中兵、下兵即既为吾克，其势不能独完，亦终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与三失而一得，为将者宜何取耶？昔田忌与齐诸公子逐射，孙膑见其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忌従之，一不胜而再胜，卒获千金。夫膑之说乃吾向之说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获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虽穰苴、吴起，何以易此哉！

　　「喾妃论」

　　《史记》载帝喾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简狄”。简狄行浴，见燕堕其卵，取吞之，因生契，为商始祖。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滥，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圣人而有异于众庶也，吾以为天地必将构阴阳之和，积元气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堕卵于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佚无法度之甚者。帝喾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而言之。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毛公之传《诗》也，以鳦鸟降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为従高辛之行。及郑之《笺》而后有吞践之事。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于疑《诗》，而郑之说又出于信迁矣。故天下皆曰：圣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夏之衰，二龙戏于庭，藏其漦，至周而发之，化为龟，以生褒姒，以灭周。使简狄而吞卵，姜原而践迹，则其生子当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菑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弃之而牛羊避，迁之而飞鸟覆，吾岂恶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恶夫异也。

　　「管仲论」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邪？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须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鳅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论」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虑有所及，有所不及。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贤人以其所及而济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丧其所及。故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既不能常，又不能时，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后可以常，以其所及济其所不及，而后可以时。常也者，无治而不治者也。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无用此区区小明也。故天下视日月之光，俨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尝可以一日无焉。天下尝有言曰：叛父母，亵神明，则雷霆下击之。雷霆固不能为天下尽击此等辈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时而不测也。使雷霆日轰轰绕天下以求夫叛父母、亵神明之人而击之，则其人未必能尽，而雷霆之威无乃亵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圣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独爱夫贤者之用其心约而成功博也，吾独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劳而功不成也。是无他也，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兼于其所不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将曰是惟无及，及则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窃笑也。齐威王即位，大乱三载，威王一奋而诸侯震惧二十年。是何修何营邪？夫齐国之贤者，非独一即墨大夫，明矣。乱齐国者，非独一阿大夫，与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易知也，従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约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举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历数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举一之不可测也，而况乎不至于九也。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疏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従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従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圣人污论」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吾为之说曰：污，下也。宰我、子贡、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圣人高深幽绝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有若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谓其知足以知圣人污而已也。圣人之道一也，大者见其大，小者见其小，高者见其高，下者见其下，而圣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为无不见也，而离娄子必将有见吾之所不见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见者矣，有见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变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见之不逃，不见不求见，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颜渊従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于夫子矣。宰我、子贡、有若従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于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颜渊得之以为颜渊，宰我、子贡、有若得之以为宰我、子贡、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犹太山之有趾也。高则难知，下则易従。难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従，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无趾也。子贡谓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夫子不悦。夫有其大，而后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则亦不狭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贡有其小。然则无惑乎子贡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义之和论」

　　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见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则义者，圣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齐殉大义以饿于首阳之山，天下之人安视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义也，伯夷、叔齐其不以饿死矣。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诛独夫纣，揭大义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发粟散财，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虽武王亦不能以徒义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义。”呜呼！尽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圣人聚天下之刚以为义，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为直、为断、为勇、为怒，于五行为金，于五声为商。凡天下之言刚者，皆义属也。是其为道决裂惨杀而难行者也。虽然，无之则天下将流荡忘反，而无以节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于利。即于利，则其为力也易，戾于利，则其为力也艰。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故君子乐以趋徒义，而小人悦怿以奔利义。必也天下无小人，而后吾之徒义始行矣。呜呼难哉！圣人灭人国，杀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乐之，有利义也。与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贵而人不骄，有义利也。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义必有利而义和。《文言》之所云，虽以论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说《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犹有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