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張岱

張岱

台靜農序　　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居士。山陰人，其先世為蜀之劍州人，故《自為墓誌銘》稱「蜀人張岱」。宗子的家世，頗為顯貴的。高祖天複嘉靖廿六年進士，官至太僕卿；曾祖元汴，隆慶五年狀元，官至左諭德侍經筵；祖汝霖，萬歷二十三年進士，視學黔中時，得士最多，楊文籩梅豸俱出他的門下，當時黔人謂「三百年來無此提學」；父耀芳，為魯藩長史司右長史，魯王好神仙，他卻精導引術，君臣之間，甚是契合。（以上俱見《瑯環文集》卷四家傳）宗子之能享受那樣豪華的生活，如《夢憶》中所寫的，正因其生長於這樣家庭的關系。　　

宗子《自為墓誌銘》說生於萬歷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九），崇禎甲申明亡時，他已四十八歲了。他的死年有兩說：邵廷采的《逸民傳》，說活到七十多歲，而徐鼐的《小腆記傳》補遺說活到八十八歲（一六八四）。大概後說是可靠的，因《蝶庵題象》有「八十一年，窮愁桌犖」之語，（《文集》卷五）這顯然不止於七十餘了。又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開明史館，毛奇齡以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當時寄信給他，要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藍本（《西河全集》書四）。開明史館這年，他已八十三了，記齡的信可能就寫在這一年，也可能在這一年以後。足見說他活到八十八歲，一定有所根據的。　　

據此知宗子國亡以後，在滿清統治下，還作了四十年的逸民。那麼，他的生平可以甲申為限，劃作兩個階段。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極為豪侈，而態度是極為放縱的。《自為墓誌銘》雲：「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譎謔，書囊詩魔。」這是他真實的自白，而《夢憶》一書中所記的又是更加具體的事實。　　國亡後的生活，則大大不同了。《墓誌》雲：「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雖然，這樣的貧乏在他是甘心的。《遺民傳》雲：「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於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夢憶》自序亦雲：「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駭駭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間。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一向生活於華貴的家庭，而又沉溺於聲色狗馬之好，一旦國亡，不乞求保全，如錢謙益阮大鋮一類人的行為；只將舊有的一切一切，當作昨夜的一場好夢，獨守著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紀傳，寧讓人們將他當作毒藥，當作猛獸，卻沒有甚麼怨悔。大概一個人能將寂寞與繁華看做沒有兩樣，才能耐寂寞而不熱衷，處繁華而不沒落，劉越石文文山便是這等人，張宗子又何嘗不是這等人？錢謙益阮大鋮享受的生活，張宗子享受過，而張宗子的情操，錢阮輩卻沒有。　　

一場熱鬧的夢，醒過來時，總想將虛幻變為實有。於是而有《夢憶》之作。也許明朝不亡，他不會為珍惜眼前生活而著筆；即使著筆，也許不免鋪張豪華，點綴承平，而不會有《夢憶》中的種種境界。至於《夢憶》文章的高處，是無從說出的，如看雪個和瞎尊者的畫，總覺水墨滃鬱中，有一種悲涼的意味，卻又捉摸不著。余澹心的《板橋雜記》，也有同樣的手法，但清麗有餘，而冷雋沉重不足。　　

宗子的詩文，是受徐文長的影響，而宗子來得深刻，這因為他是亡國的逸民的關系。文長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傳雲：「徐文長以殺後妻下獄，曾祖百計出之，在文長有不能知之者。」當時他的祖父還是小孩子，曾去獄中看文長，「見囊盛所卓械懸壁，戲曰：『此先生無弦琴耶？』文長摩大父頂曰：『齒牙何利！』」這樣惡謔，大概對徐文長是合適的，在別人我想可受不了，但於此可以看出他們張家不是道學的家庭。宗子年少時，曾從事搜集過文長的佚文，以所收頗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謔庵為之刪削。（見《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