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东方诸国足以自立、足以有为者，惟中国与日本而已。日本创国周秦之间，通使于汉，修贡于魏，而宾服于唐最久亦最亲。当唐盛时，日本虽自帝其国，然事大之礼益虔，喁喁向风，常选子弟入学，观摩取法，用能沾濡中国前圣人之化，人才文物盖彬彬焉，与高丽、新罗、百济诸国殊矣。唐季衰乱，日本聘使始绝，内变继作，驯至判为南北，裂为群侯。豪俊麋沸云扰，其迭起而执魁柄者，则有平氏、源氏、北条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七八百年之间国主高拱于上，强臣擅命于下，凡所谓国政民风、邦制朝章，往往与时变迁，纷纭糅杂，莫可究诘。中国自元祖误用降将，黩武丧师。有明中叶，内政不修，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遂使日本益藐视中国，颛颛独居东海中，芒不知华夏广远。一枭桀者流，辄欲冯陵我藩服，龋龅我疆圉，悯然自大，甚骜无道。中国拒之，亦务如坊制水，如垣御风，勿使稍有侵漏。由是两国虽同在一洲，情谊乖违，音问隔绝。 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默深魏氏，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咸丰、同治以来，日本迫于外患，廊然更张，废群侯，尊一主，斥霸府，联邦交，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虽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为天下讥笑，然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是不辍，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其创制立法亦颇炳焉可观，且与中国缔交遣使，睦谊渐敦，旧嫌尽释矣。自今以后，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时变递嬗，迁流靡定，惟势所适，未敢悬揣。然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觇其政而懵然罔省，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 嘉应黄遵宪公度以著作才屡佐东西洋使职，光绪初年为出使日本参赞，始创《日本国志》一书，未卒业，适他调，旋谢事，闭门赓续成之。采书至二百余种，费日力至八九年，为类十二，为卷四十，都五十余万言。岁甲午，余蒇英法使事将东归，公度邮致其稿巴黎，属为之序，且日："方今研史例而又谙外国情势者无逾先生，愿得一言以自壮。"余浏览一周，喏曰：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自古史才难，而作志尤难。盖贯穿始末，鉴别去取，非可率尔为也。而况中东暌隔已久，纂辑于通使方始之际乎？公度可谓闳览劬学之士矣。速竣剞劂，以饷同志，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编，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 光绪二十年春三月钦差大臣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二品顶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福成序于巴黎使馆 日本国志叙 《周礼》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命于王。其春官之外史氏，则掌四方之志。郑氏日："谓若晋之乘、楚之椅杌是也。"古昔盛时，已遣糟轩使者于四方，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国俗者，若此其周详郑重也。自封建废而为郡县，中国归于一统，不复修遣使列邦之礼。若汉之匈奴，唐之回纥，国有大事，间一遣使。若南北朝，若辽、宋、金、元，虽岁时通好，亦不过一聘问，一宴飨而已。道咸以来，海禁大开，举从古绝域不通之国，皆鳞集麇聚，重译而至。泰西通例，各遣国使互驻都会，以固邻好而觇国政。内外大臣，迭援是以为请，朝廷因遣使巡视诸国。至今上光绪元、二年问，遂有遣使驻制之举。丙子之秋，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官。窃伏自念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使者捧龙节，乘驷马，驰驱鞅掌，王事靡益，盖有所不暇于文字之末。若为之寮属者，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谘诹询谋之意。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朝夕编辑，甫创稿本，复奉命充美国总领事官。政务靡密，无暇卒业，盖几几乎中辍矣。乙酉之秋，由美回华，星使郑公既解任，继之者张公仍促余往，而两广制府张公又命遵宪为巡察南洋诸岛之行。遵宪念是书弃置可惜，均谢不往。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又几阅两载而后书成。凡为类十二，为卷四十。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虽然，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藉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窃不自揆，勒为一书，以其体近于史志，辄自称为外史氏，亦以外史氏职在收掌，不敢居述作之名也。抑考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书，掌四方之志。今之士夫亦思古人学问，考古即所以通今，两不偏废如此乎。书既成，谨志其缘起，并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 光绪十三年夏五月黄遵宪公度自叙 日本国志 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