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复古九州
后汉书“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魏志亦称是年诏书“并十四州为九州。”献帝春秋谓“省幽、并州入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入于雍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州。”
按荀彧传“建安九年,或说曹操宜复古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彧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关右诸将必谓以次见夺,将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图也。’操乃寝九州议。”至是乃重复之。盖是时,幽、并及关中诸郡国皆已削平,操自为张本,欲尽以为将来王畿之地故也。观于是年之前,已割荡阴、朝歌、林虑、卫国、顿邱、东武、阳发、干廮、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为魏公。可见复九州,正为禅代地也。 关张之勇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
其见于二公本传者: 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
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益(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
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
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魏志昱传)
刘奕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魏志奕传)
此魏人之服其勇也。
周瑜密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吴志瑜传)
此吴人之服其勇也。
不特此也。
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晋书遐传)
符秦遣阎负殊使于张元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者,关张之流,万人之敌。
秃发辱檀求人才于宋敞,敞曰“梁崧、赵昌,武同飞、羽。” 李庠膂力过人,赵廞器之曰“李元序,一时之关张也。”(皆晋书载记)
宋檀道济有勇力,时以比关羽、张飞。(宋书道济传)
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南史安都传)
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齐书文惠太子传)
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书大眼传)
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寅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魏书延伯传) 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众,来拒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陈书摩诃传)
以上皆见于各史者。
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借荆州之非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
江表传谓“破曹操后,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皆投备,备以所给地不足供,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
鲁肃传亦谓“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肃劝权借之,共拒操。操闻权以地资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后肃邀关羽索荆州,谓羽曰‘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权亦论‘肃有二长,惟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吴人语也。
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 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
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
亮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
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闲。(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
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 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 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
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亮传)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则亦非十倍于备也。
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备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羽传)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飞传)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
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
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曹操以权术相驭
荀彧、程昱为操画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已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
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
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晕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
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刺史佐官,随行另乘车驾,故称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擒,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
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刘备以性情相契
至刘备一起事,即为人心所向,少时结交豪杰,已多附之。
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早资以财,为纠合徒众之用。 领平原相,刘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 救陶谦,谦即表为豫州刺史。谦病笃,命以徐州与备,备不敢当,陈登、孔融俱敦劝受之。
后为吕布所攻,投奔于操,操亦表为左将军,礼之甚重。
嗣以徐州之败奔袁谭,谭将步骑迎之。袁绍闻备至,出邺二百里来迓。
及绍败,备奔刘表,表又郊迎待以上宾之礼,荆州豪杰多归之。
曹兵来讨,备奔江陵,荆州人士随之者十余万。
是时身无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倾倒如此。程昱谓“备甚得人心。”诸葛亮对孙权亦谓“刘豫州为众士所慕仰,若水之归海。”此当时实事也。 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见,第观其三顾诸葛,咨以大计,独有傅岩爰立之风。关、张、赵云自少结契,终身奉以周旋,即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而数人者患难相随,别无贰志,此固数人者之忠义,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 其征吴也,黄权请先以身尝寇。备不许,使驻江北以防魏。及猇亭败退,道路隔绝,权无路可归,乃降魏。有司请收权妻、子,备曰“我负权,权不负我也。”权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权亦不信。君臣之相与如此。
至托孤于亮,曰“嗣子可辅,辅之;不可辅,则君自取之。”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设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岂肯为操用乎?惜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故得人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
孙氏以意气相投
至孙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
孙策生擒太史慈,即解其缚,曰“子义青州名士,但所托非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
以张昭为长史,北方士大夫书来,多归美于昭。策闻之,曰“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也。
周瑜荐鲁肃,权即用肃继瑜。
权怒甘宁粗暴,吕蒙谓“斗将难得”,权即厚待宁。
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吴、蜀通和,陆逊镇西宁,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
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昭,昭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之言以至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
权用吕壹,事败,又引咎自责,使人告谢诸大将,曰“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尽言直谏,所望于诸君,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凡百事要,所当损益,幸匡所不逮。” 陆逊晚年为杨竺等所谮,愤郁而死。权后见其子抗,泣曰“吾前听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以人主而自悔其过,开诚告语如此,其谁不感泣?使操当此,早挟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见,而老羞成怒矣!此孙氏兄弟之用人,所谓以意气相感也。
禅代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然其间亦有不同者。
及身篡位之不同 曹操立功汉朝,已加九锡、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然及身犹不敢称帝。至子丕始行禅代。(操尝云“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乎!”此可见其本志,非饰说也。又魏书“魏国既建,诸将皆为魏臣,独夏侯惇尚为汉臣,惇上疏‘不敢当不臣之礼。’操曰‘区区之魏,而敢屈君为臣乎?’是操为魏王时,犹与汉臣为同列也。)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
及刘裕则身为晋辅而即移晋祚,自后齐、梁以下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
加害逊帝之不同
丕代汉封献帝为山阳公,未尝加害,直至明帝青龙二年始薨。
炎代魏,封帝奂为陈留王,亦未尝加害,直至惠帝太安元年始薨。
不特此也,司马师废齐王芳为邵陵公,亦至晋泰始中始薨。
司马伦废惠帝,犹号为太上皇,居之于金墉城。桓元废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寻阳,又劫至江陵。亦皆未尝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
自刘裕篡大位,而即戕故君,以后齐、梁、陈、隋、北齐、后周亦无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
去古日远,名义不足以相维。当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开,后人即以此例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益变本而加厉焉。此固世运人心之愈趋愈险者也。 按刘裕后,亦尚有循魏晋故事者。高欢在东魏,封渤海王,都督中外诸军事,进位相国,录尚书事,犹力辞不受。因玉璧之败,并表解都督,其九锡殊礼,乃死后追赠者。宇文泰在西魏,累加至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大冢宰,封安定王,不受,以安定公终其身。是尚能守臣节者。又曹操奉献帝都许,而身常在邺。高欢亦奉孝静帝都邺,而身常在晋阳,与曹操相似。司马懿父子常随魏帝在洛。宇文泰亦随西魏诸帝在长安,与司马氏相似。
今撮叙各朝禅代故事于后: (魏代汉)
案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曹丕受禅时,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丕皆拜表让还玺绶,李伏等劝进者一,许芝等劝进者一,司马懿等劝进者一,桓楷等劝进者一,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刘廙等又劝进者一,丕皆下令辞之。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始即位。”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
(晋代魏) 至司马炎既受禅,陈留王迁居于邺,以事上表,炎犹下诏曰“陈留王,志尚谦冲,每事上表,非所以优崇之也。自后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营缮宫室,尚书符下陈留王出夫,荀奕奏曰“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书,赐物曰与,岂可令出夫役?”以前朝残裔,而臣下犹敢为之执奏,可见是时尚有虞宾之意。
案山阳公(汉献)居河内,至晋时始罢督军,除其禁制,又除汉宗室禁锢。是逊位后,魏仍有人监之也。(案后汉书:东海王强,沛王辅、东平王苍之后,至魏受禅,犹皆封为崇德侯。)
陈留王逊位后,晋令山涛护送至邺。琅邪王胄尝监守邺城。是晋于陈留王亦有监制之法。然皆未尝加害也。 (宋代晋)
刘裕急于禅代,以谶文有“昌明之后,又有二王”之语,遂酖安帝而立恭帝,未几,即令逊位。有司以诏草呈帝,帝曰“桓元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于秣陵宫,裕封帝为零陵王。帝常惧祸,与褚妃自煮食于床前。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为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齐代宋)
萧道成以宋废帝无道,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之,迎顺帝即位。甫三年,即禅代,封顺帝为汝阴王,居丹徒宫,使人卫之。顺帝闻外有驰马声,甚惧。监者杀之,而以疾告,齐人赏之以邑。
(梁代齐)
萧衍以齐东昏无道,举兵入讨,奉和帝以号令。既围京师,东昏为黄泰平等所弑,衍入京,迎和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禅诏来,遂即位,封和帝为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使帝居之,因沈约言“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饮一升,伯禽就而折杀之。
(陈代梁)
陈霸先既禅代,使沈恪勒兵入宫害梁敬帝,恪辞曰“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如许事。”霸先乃令刘师知入诈帝,令出宫,帝觉之,绕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霸先,曰“事已了。”
(北齐代东魏) 高洋将禅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静帝曰“五行之运,迭有盛衰,请陛下法尧禅舜。”帝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位。”又曰“若尔,须作诏书。”崔劼等曰“诏已作讫。”即进帝书之。帝乃下御座,入后宫泣别,皇后以下皆哭,帝曰“今日不减汉献帝、常道乡公(陈留王)。”遂迁于司马子如宅。洋常以帝自随,竟遇酖而崩。
(北周代西魏)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宫闱无礼,使人酖之,而立文帝。文帝崩,立废帝。帝因泰杀元烈,有怨言,泰遂废之,出居雍州廨舍,亦以酖崩。(北史不载,事见通鉴)泰复立恭帝,即位三年,泰死,其从子护当国,使帝禅位于泰子觉,觉封帝为宋公,出居大司马府,寻崩。(诸书皆不载其死状,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盖亦非善终也)
(隋代北周)
杨坚因周宣帝崩,郑译等矫诏,使坚受遗辅政,立静帝,年八岁,坚即诛戮宇文氏。未几,亦假静帝禅诏,夺其位,封帝为介国公,邑万户,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北史谓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逊位,五月即殂,周书云“隋志也。”则亦不得其死也。
(唐代隋)
唐高祖兵入长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诏禅位,封恭帝为酅国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书、北史、通鉴俱不言其死状。
(后梁代唐)
朱温逼唐昭宗迁洛阳,使蒋元晖弑之,而立哀帝。帝封温爵魏王,以二十一军为魏国,备九锡。温怒,不受。使人告蒋元晖与何太后通,遂杀元晖,弑太后。哀帝使宰相张文蔚等,押传国玺、玉册、金宝、仪仗、法物至汴劝进,温遂即位,封哀帝为济阴王,次年正月,弑之。
魏晋禅代不同
曹之代汉,司马氏之代魏,其迹虽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 曹操自克袁尚后,即居于邺,天子所都之许昌,仅留长史国渊、王必等,先后掌丞相府事。其时献帝已三、四十岁,非如冲主之可无顾虑也,然一切用人行政、兴师讨伐,皆自邺出令,莫敢有异志。
司马氏辅魏,则身常在相府,与魏帝共在洛阳。无论懿专政未久,即师、昭兄弟,大权已在手,且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皆幼年继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师讨毌邱俭,留昭镇洛阳,及病笃,昭始赴军。师既卒,魏帝命昭统兵镇许昌,昭仍率兵归洛,不敢远在许下也。诸葛诞兵起,昭欲遣将则恐其不可信,而亲行又恐都下有变,遂奉皇太后及高贵乡公同往督军。是可见其一日不敢离城社也。
尝推其故。
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虽前有董承、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后有韦晃、耿纪、金祎,欲匡汉害操,而皆无兵权,动辄扑灭。故安坐邺城,而朝政悉自己出。
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陵、毌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
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
九锡文 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裁正相同。)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
操之九锡文
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以后各朝九锡文,皆仿其文为式。)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觊传) 晋司马昭九锡文
未知何人所作,其让九锡表,则阮籍之词也。(见籍传)
刘裕九锡文 亦不详何人所作,据傅亮传,谓“裕征广固以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所作,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
萧道成九锡文
据王俭传“齐高为太尉,以至受禅诏册,皆俭所作,则九锡文是俭笔也。 萧衍九锡文
据任昉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作。”又沈约传“武帝与约谋禅代,命约草其事,约即出怀中诏书,帝初无所改。”又邱迟传“梁初劝进及殊礼皆迟文。”则九锡文总不外此三人也。
陈霸先九锡文
据徐陵传“陈受禅诏策,皆陵所为,而九锡文尤美。”是陵作九锡文,更无疑也。
高洋九锡文
据魏收传,则收所作也。
他如 司马伦亦有九锡文伦既败,齐王冏疑出傅只,将罪之,后检文草,非只所为,乃免。(只传)又以陆机在中书,疑九锡文、禅位诏皆机所作,遂收机,成都王颖救之,得免。(机传)而邹湛传,谓“赵王伦篡逆,湛子捷与机共作禅文。”则九锡文必是机笔也。
桓温病,求九锡文。朝廷命袁弘为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美而戒勿示人。谢安又屡使改之,遂延引时日,及温死乃止。(彪之传)
桓元篡位。卞范之及殷仲文预撰诏策,其禅位诏,范之之词也,九锡文则仲文之词也。(见范之、仲文传)
此皆见于各史列传者。
至于曹丕授孙权九锡、孙权加公孙渊九锡、刘曜授石勒九锡、石弘授石虎九锡、石世授石遵九锡、苻登授乞伏干归九锡、姚兴授焦纵九锡,其文与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见当时篡乱相仍,动用殊礼,僭越冒滥,莫此为甚矣!
汉书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曰“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然皆不言九锡出处。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祭酒)。”案周制本有锡命之礼,如诗、左传所载“厘尔圭瓒、秬鬯一卣(酒器,宽口、大肚、有盖、有提梁。),彤弓矢千”是也,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
一人二史各传 一人而传于两史。
(后汉与三国)
如后汉之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袁术、吕布等。当陈寿撰三国志时,以诸人皆与曹操并立,且事多与操相涉,故必立传于魏志,而叙事始明。刘焉乃刘璋之父,其地则昭烈所因也,欲纪昭烈,必先传璋,欲传璋,必先传焉,故亦立其传于蜀志之首。
及范蔚宗修后汉书,则董卓等皆汉末之臣,荀彧虽为操画策,而心犹为汉,皆不得因三国志有传,遂从删削。所以一人而两史各有传也。 (晋与宋)
此事惟晋、宋二书,界限最清。缘沈约修宋书,以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等,虽与刘裕同起义,而志在匡晋,初非宋臣,故不入宋书。及唐初修晋书,遂为毅等立传,自无复出之病也。 陶潜隐居完节,卒于宋代,故宋书以为隐逸之首,然潜以家世晋臣,不复仕宋,始终为晋完人,自应入晋书内,故修晋书者,特传于晋隐逸之末。二史遂并有传,此宋书之借,而非晋书之夺也。
(南北史) 至李延寿作南北史,系一手编篡,则南人归北,北人归南者,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处传之。而其先仕于某国,则附见传内,不必再立一传于某国也。 乃毛修之自宋流转入魏,后卒于魏,则但立传北史可矣,而南史又传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后又逃归,以功封南昌县侯,则但立传南史可矣,而北史又传之。以及薛安都、裴叔业等,莫不皆然。何其漫无裁制也! (隋与唐)
又裴矩在隋朝,事迹甚多,且隋书矩传内已叙其入唐仕宦之处,则唐书不必再传矣,而又传之,亦赘。
晋书
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其作于晋时者: 武帝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于晋。”贾谧“请以泰始为断。”事下尚书议,张华等谓“宜用正始。”从之。(贾谧传)武帝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事,即依类缀缉。(武帝纪)此晋书之权舆也。
自后,华峤草魏、晋纪、传,与张载同在史官。永嘉之乱,晋书存者五十余卷。(峤传)
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称良史。(宝传)
谢沉着晋书三十余卷。(沈传)
傅畅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畅传)
荀绰作晋后书十五篇。(绰传)
束皙作晋书帝纪十志。 孙盛作晋阳秋,词直理正。桓温见之,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惧祸,乃私改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隽。后孝武博求异闻,又得之,与中国本多不同。(盛传)
王铨私录晋事,其子隐遂谙悉西晋旧事。后与郭璞同为著作郎,撰晋史。时虞预亦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隐书窃写之。庾亮资隐纸笔,乃成书。隐文鄙拙,其文之可观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隐之词也。(王隐传)
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晋愍帝。于三国之时,则以蜀为正统,魏武虽承汉禅,而其时孙、刘鼎立,未能一统天下也,尚为篡逆,至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凿齿传)
其晋以后所作者:
宋徐广撰晋纪十六卷。(广传)
沈约以晋一代无全书,宋泰始中,蔡兴宗奏约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约传)
谢灵运亦奉敕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灵运传)
王韶之私撰晋安帝春秋,即成,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成后事,讫义熙九年。其序“王珣货殖,王嵚作乱事。”后珣子和贵,韶之尝惧为所害。(韶之传)
荀伯子亦助撰晋史。(伯子传)
张缅著晋钞三十卷。(缅传)
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共一百十卷。(荣绪传)
刘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刘昭传)
萧子云著晋书一百十卷。(子云传)
此皆见于各传者。
又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事,尚有: 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晋纪、邓粲晋纪及晋阳秋、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
晋书二
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谬谇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所短也。”
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纪,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
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
如陶潜已在宋书隐逸之首,而潜本晋完节之臣,应入晋史,故仍列其传于晋隐逸之内。
愍怀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以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传内,则入之于列女传。
此皆位置得当者。
各传所载表、疏、赋、颂之类,亦皆有关系。
如刘实传载崇让论,见当时营竞之风也。 裴頠传载崇有论,见当时谈虚之习也。
刘毅传载论九品之制有八损,李重传亦载论九品之害,见当时选举之弊也。
陆机传载辨亡论,见孙皓之所以失国也。豪士传,见齐王冏之专恣也。五等论,见当时封建之未善也。 傅元传载兴学校、务农功等疏,固切于时政也。
段灼传载申理邓艾一疏,阎缵传载申理愍怀太子一疏,以二人皆冤死也。
江统传载徙戎论,固预知刘、石之乱,尤有先见也。
皇甫谧传载释劝论,见其安于恬退也。笃终论,见厚葬之祸也。
挚虞传载思游赋,见其安命也。今尺长于古尺论,见古今尺度之不同也。
束皙传载元居释,见其淡于荣进也。
潘尼传载安身论,见其静退也。释奠颂,有关储宫之毓德。乘舆箴,有关帝王之保治也。
潘岳传载闲居赋,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
郭璞传不载江赋、南郊赋,而独载刑狱一疏,见当时刑罚之滥也。 左贵嫔传载愁思文、杨皇后诔、纳继室杨后颂,以左芬本以才著也。
张载传载七命一篇,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也。 卫恒传载书势一篇,以恒本工书,且备书法之源流也。
惟刘颂传载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觉太冗。
张华传载鹪鹩赋,殊觉无谓。华有相业,不必以此见长也。 元帝纪后,叙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而夏侯太妃传内不载,讳其丑于传而转著其恶于纪,亦属两失。
苻坚载记后附王猛、苻融二人,以其为坚功臣也。苻朗不过一达士,亦附一传。苻登载记后又附一索泮。据泮传,又未尝仕于坚与登也。此二传殊赘。
姚兴载记,忽叙西胡梁国儿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宴饮,升灵床而歌。此于兴有何关系?而拉杂及之!
毛德祖为宋功臣,宋书已立传。唐修晋书自不必以宋臣附晋臣之内。乃毛宝之传后,又叙德祖事甚详,盖本毛氏家传钞入之,而未及删节也。 隐逸中夏统一传,非正史记事体,盖当时人另作夏统别传,如五柳先生传之类,晋书遂全录之,不复增损。阅史者静观,自别之也。 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
晋书惟王导、陶侃二传,褒贬颇为失中。 导为元帝佐命功臣,历事三朝,以弘厚镇物,固称贤相。
当元帝初政时,其从弟敦,惮帝贤明,欲更以所立,导固争乃止。其后敦以讨刁协、刘隗、戴若思为名,称兵向阙。导率群从,待罪阙下,帝亦谅导之心,曰“导大义灭亲,可以吾安东时节假之。”(导传)是其心固信于君也。
孔愉在帝前,极言“导忠贤,有佐命之勋。”(愉传)周顗亦极言“导忠诚,申救甚力。”(顗传)是其心又信于友也。
然当敦入石头,王师战败。
敦问导曰“周顗、戴若思当登三司也?”导不答。
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耶?”导亦不答。 敦曰“若不尔,正应诛耳!”导亦无言。
敦遂诛周、戴。(顗传)
又王彬数敦曰“兄抗旌犯顺,将祸及门户。”敦大怒,欲杀之。导在坐,劝彬谢。彬竟不拜。
是导之于敦,情好甚密,既不阻其称兵,反欲借敦以诛除异己。 盖渡江之初,王氏兄弟布列中外,其势甚大,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帝心忌之,特用刘隗、刁协、戴若思等为腹心,排抑豪强,疏忌王氏。刁、刘等劝帝出亲信以镇方隅,乃用谯王丞为湘州,隗及若思为都督,隗、协并请尽诛王氏。(隗等传)是以不惟敦恶之,即导亦恶之。而是时敦亦未敢遽有篡夺之举,观其申雪导枉一疏,全以刁、刘等为词。甘卓自襄阳将袭敦,敦闻之曰“甘侯虑吾危朝廷耶?吾但除奸凶耳!”(卓传)此敦初次起兵,专欲除刁、刘、戴数人,正与导意相合。
其后敦再起兵,时病已危笃,与兄含偕行。导与含书曰“兄此举,谓可如往年大将军乎?往年奸人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敦传)此直自吐衷怀,谓敦之诛刁、刘,与己意同也。
又敦初次起兵时,兵至石头。周札守石头,即开门纳之。以是敦兵势盛而王师败。敦后又忌札宗强而杀之。敦死后,札家请雪,卞壶等以札开门延贼不宜雪,导独曰“札在石头,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开门延之,正以忠于社稷。”(札传)
是更以敦之称兵,为匡救朝廷之失。可见是时导虽不欲敦移国祚,而欲敦诛刁、刘等,则其肝膈本怀。
夫帝即偏信刁、刘,疏外王氏,岂遂可肆其威胁乎?顗之论曰“人主非尧舜,岂能无失?人臣遂可举兵正其失耶?”此论最为严正。则导之幸敦举兵以除异己,安得尚称纯臣也?
且导之可议也,更不止于此。
导辅政,委任群小赵允、贾宣等。陶侃尝欲起兵废之,庾亮亦欲举兵黜之。(亮传)
桓景谄导,导昵之。陶回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回传)
成帝每幸导第,犹拜导妻曹氏,孔坦甚非之。(坦传)
苏峻贼党匡术,尝欲杀孔群,或救之,得免。后术既降,与群同在导坐,导令术劝群酒,以释前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而识者犹憎其目。”导有愧色。(群传)(鲁之阳虎尝暴匡人,孔子过匡,匡人以孔子状类阳虎而止之,拘焉五日。) 此亦皆导之弛纵处。
而晋书导传论,至比之管仲、孔明,谓“管仲能相小国,孔明善抚新邦,抚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始终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又于刘隗、刁协传论,谓其“专行刻薄,使贤宰见疏,以致物情解体。”是转以激变之罪坐刘、刁,而导无讥焉,殊未为平允也。
至陶侃生平,惟苏峻、祖约之反,侃以不与顾命、不肯勤王,经温峤等再三邀说,始率兵东下,此是其见小不达大义之处。其他则尽心于国,老而弥笃。朝廷加以殊礼,侃固辞。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云云。未没前一年,已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笃将归,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出府门就船,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吾流连未去,正为尔等。谓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侃传)是可见其其超然于权势矣。本传亦云“侃季年常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而传末乃云“侃尝梦生八翼上天门,至第九重折翼而坠。后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有觊觎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传论亦谓其“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敢也!
于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于侃则因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
卷七 三国志 晋书
廿二史劄记
赵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