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三十七 元祐五年（庚午，1090）

　　起哲宗元祐五年正月盡其月

　　春正月丁卯朔，御大慶殿視朝。（劉摯云：仁宗即位之五年，行冬會；神宗即位之五年，行元會。今稽據之。）

　　澶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克懼卒。

　　庚午，詔溫、明州歲造船以六百隻為額，淮南、兩浙各三百隻，從戶部裁省浮費所之請也。

　　丙子，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近論奏乞罷裁減浮費所官局，葢以為此特戶部一事，不當置局別領，徒成僥倖，無益政體。朝廷雖有指揮，遣放官吏，風聞本局歲前尚有取索，乃是宋肇違詔慢令，為遷延之計，其終必再有干求，陰遂所欲。訪聞肇之人品，刻薄猥下，專以諛從諂附為事，前日差遣，全由請託。既急于進取，又昧于大體，凡所裁抑，不究本末，但以多目為數，意在冒竊恩典，殊失救弊之意，滋為行事之害。至於細碎煩猥，搢紳傳以為笑，上玷公朝，臣實深惜。伏望聖慈明察，特賜指揮，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除已支賜外，更不推恩，少為黠吏妄作之誡。」貼黃：「其裁減之意，本為去浮冗之費，抑僥倖之輩，今來不可卻資置局官吏貪冒之私。朝廷既有支賜，無名更與推恩，如有夤緣陳乞，伏望一切寢罷，或已施行，並乞追改，庶全公道，不招物議。」（燾集自注云正月十日，今從之。）

　　丁丑，荊湖南路安撫使謝麟言：邵州關峽、城步、真良等處團峒元謀作過酋首楊晟進等四十三人投降【一】。詔等第補授奉職至軍將，充江、浙僻郡指使、土軍將校，隨處羈管。

　　戶部言：「江、湖鹽未有往外州縣般監管押法【二】，乞衡州茶陵、安仁縣往潭州衡山縣般運，並監令郡官管押交割出賣。」從之。（新、舊錄同。存此可見江、湖賣鹽如故，當考。）

　　己卯，婕妤林氏薨，贈貴儀。（二子：俱、偲。）

　　庚辰，幸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大相國寺，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

　　甲申，戶部看詳浮費裁省事，乞宗室緦麻親再娶身分合得財費房臥錢三分支一，袒免親不支；宗女係緦麻、袒免親出適日，依治平故事。如臣庶之家，止行聘禮增賜，舊支房臥等錢，其例物進財並罷。從之。（舊錄云：改宗室嫁娶法，非先帝制也。新錄削去。政目：裁省浮費所申：「宗室娶妻財費，緦麻二千二百五十千，袒免二百五十千；再娶，緦麻七分，袒免全支，今後緦麻三支一，袒免不支。嫁女，罷賜壻家錢。」）

　　御史中丞梁燾言：「尚書左選有本等人不就知州、通判、知縣，員缺數多，雖許權宜發遣，須候過滿起請，致常有積壓。乞許以次等人指射差注。」詔吏部相度以聞。

　　詔應訴訟事屬樞密院者，經樞密院，從陳師錫請也。（師錫時任何官職，本傳亦不詳，當考。）

　　乙酉，范祖禹言：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

　　其一曰：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三】，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致大用。未嘗少屈于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為得人。維于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久領宮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于臣，如父之于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不怒，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服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

　　其二曰：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謂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于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奸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于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別有陳情，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

　　其三曰：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嫉惡，力排奸邪，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于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

　　其四曰：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于英宗皇帝實錄。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

　　丁亥，詔徐王壻、供奉官石激參班日免試并短使，今後親王壻準此。（新無。）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竊以朝廷治河之意，本為愛全生靈，故不吝國力為之。東流、北流，蓋其利害相易，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害，其役可緩也；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也。緩者猶可以歲月待，急者不可以一日弛也。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大可憂也。臣竊恐此事陛下猶未知之，陛下一以生靈為念，豈為西北之重輕耶？但以河事為計，豈問人謀之同異耶？奈何將命之臣，謹忽不同如此，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水官不職，此可痛治，仰惟陛下至仁，使能期贖以今歲之有功也。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不得更致疏虞。其人兵、物料，非受朝旨，並不得那移應副。庶使二方之民，均被惻隱之恩。」貼黃：「伏乞聖慈詳酌，差李偉兼管勾北流埽岸，庶使小人任責，不敢作奸敗事，仍令都水監常切提舉。」（燾自注云正月。元祐密疏有全奏，末稱正月二十一日，今從之。）

　　戊子，錄石介子師中為郊社齋郎，從知樞密院事孫固、門下侍郎劉摯、尚書左丞韓忠彥之請也。（三人請，在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詔京西路提刑司撥十二萬貫坊場名額付轉運司，不用出賣條約，從本司隨宜經畫，資助歲用。（舊錄云：先是，坊場舊以酬衙前，折其重難，而酬不如所費。熙寧裁節衙前，所費官酬其直，以坊場官自出賣，收其贏入常平，以祿役人及助歛散，公私皆便。自元祐初，磤以隸提刑司，至是，又有是詔。新錄辨曰：出賣坊場之法，元不曾改變【四】，乃因新隸而強為浮詞，自「先是」以下七十二字合刪去。）

　　己丑，戶部言：「諸路起發正綱及附搭官錢到京，例皆少欠。元豐公式令諸州解發金銀錢帛，通判廳置簿，每半年具解發物數及管押附載人姓名，實封申省。元祐敕誤有刪去，合重修立。」從之。

　　三省吏任永壽等以吏額、祿文字了當，推恩。（此據劉安世章，附三月末。政目二月二日、三月二十六日可考。）

　　初，文彥博起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是年九月，劉摯、王巖叟再上疏論韓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韓忠彥復上疏，既批出付外，踰三年莫有言者。及賈易為殿中侍御史，乃上疏曰：

　　臣聞聖主記人之功而不忘，故忠臣勸而天下安，是以賞一人而天下趨之者，誠以不僭不濫而得之至當也。則有紀于太常，藏諸盟府，燦然與日月齊光而傳之不朽，又况有能為誕謾以誣亡歿而盜其勳業者哉？

　　恭惟仁宗皇帝聖德居位，躋世隆平，享年長久，而繼嗣未立；英宗皇帝曆數在躬，龍潛藩邸，天下歸仁，而位號未正。韓琦忠義動金石，精誠貫白日，建言定策，為宗廟萬世之福，人神之所慶祐，夷夏率皆悅服，故其生則位極台鼎，死則配享廟廷。神宗皇帝紹休聖緒，緝熙帝業，知琦有大勳勞于天下，故尊寵異數，褒嘉盡禮，始終一意，恩榮絕等；猶以為未也，又親撰其神道碑，以「兩朝定策元勳」為之名，昭示天下後世。不刊之烈，雖山河之誓，無以加此，世世忠臣義士，孰不激揚而歎服！

　　不幸十數年之後，有國子監博士王同老上疏，自言其父堯臣在仁宗朝嘗任參知政事，于至和三年，仁宗不豫，罷朝七十餘日，內外寒心，堯臣與宰臣文彥博、富弼數陳宗社大計，求立英宗皇帝為嗣，又率同列各求罷免，必冀開納，仁宗感悟許之。彥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為嗣，既而仁宗漸安，事遂少緩。其後，韓琦卒因堯臣、文彥博、富弼論議緒餘，決定大議。又自言罷任趙州過北都，文彥博道及此事，且曰彥博與先君及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于自發明。故同老又言：今惟文彥博、富弼同知此事本末，所有先臣親筆撰立英宗皇帝為嗣制草及劄子草本共三道，謹緝綴封進。于是神宗皇帝因文彥博入對，詔問其事，令作文字進呈。彥博劄子言：「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仁宗聖體康寧，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壓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于宮中者？』堯臣以指書案，作『下貫』字，臣等各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得請，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云：『沆欲袖紙筆于上前親書。』翊日，于垂拱堂【五】，臣等四人具奏：『春中服藥，內外人情非常憂恐。』蓋謂儲副未立。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即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仁宗淵默寡言，欣然嘉獎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朕更熟思之。』臣等再三論奏，乃曰：『知子莫如父，嘗選賢者育于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雖淵默，而首肯之。是日晚，臣等再聚議，謂翊日必得旨，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歸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既登對，復申前請，堯臣越次而奏曰：『願陛下早定此意，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臣等既得此意旨，謂無疑矣。是年八月，乞召韓琦充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府，堯臣尋卒。」

　　竊尋同老之言，謂：「仁宗不豫七十餘日，內外寒心，堯臣與文彥博、富弼求立英宗皇帝為嗣，又率同列求罷免，仁宗感悟許之。彥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為嗣，而仁宗漸安，遂少緩。」彥博則言：「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聖體康安，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因問堯臣必得賢嗣之言【六】，堯臣以指書案，作英宗藩邸舊名。翊日，臣等具奏，以時立嗣，仁宗欣然嘉獎。臣等再三論奏，嘗選賢者育于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首肯之。退令堯臣密作詔意。翌日，復申前請，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是說與同老之言前後牴牾，自相矛楯，灼然易見。

　　兼詳彥博所陳，則仁宗未嘗拒而不納，何因堯臣率同列求罷免，以必冀開納？此固不可信者一也。又所草詔意，將有待于得請而進呈以行也，彥博言「仁宗云，朕意已定矣」，同老亦云「仁宗感悟許之」，則彥博、堯臣等何為不奏知已草詔意，乞遂行之？此固不可信者二也。且建請立宗室為皇嗣，天下之事無大于此者，其危疑機會，間不容髮，肯容大臣方共謀議，已竊草詔命而藏之私家，殆如兒戲？此固不可信者三也。又四月建請，而仁宗言「朕意已定」，彥博所言「臣等得此意旨，謂無疑矣」，何至八月乞召韓琦為樞密使，欲當重事，而繼有議論，直至彥博補外、堯臣身死，而竟無定議？則所謂仁宗「欣然嘉獎，朕意已定」者皆為何事耶？此固不可信者四也。同老又言：「道過北都，彥博語及堯臣忠義，乃言「與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于自發明。」推跡此言，恐涉相期附會之意，此固不可信者五也。又富弼于治平中辭免進官表云：「竊聞制詞敘述陛下即位時，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秘其請，于陛下則如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如弼此言，則何有至和三年與堯臣、彥博堅請立英宗皇帝為嗣之事，此固不可信者六也。

　　又韓琦初作宰相日，有劄子言：「近歲已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繫心，乞于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為嗣。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于聖心。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觀琦此奏，方以擇宗室為嗣，且言「如已得其人，望宣示而行之」，則至和中決無定議明矣。同老乃以琦謙挹不自有其功，謂聖意先定，遂取以為其父之功，何其不仁之甚，狂妄之極耶！

　　又李清臣狀琦之行，曰：「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公數乘間乞選立皇子，他日，復進曰：『惟萬世之業，不可不慮。臣備位冢宰，思所以報陛下為無窮計，宜莫先此。』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立弟子定陶王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乎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公復啟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且名未正，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得搖矣。』仁宗欣然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皇子。』又詔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藳。」由此觀之，堯臣輒草詔意藏之私家，以天下大事為兒戲然，豈亦常竊議而妄作之，終不敢建言而死，故其遺藳雖在，亦何足為功，但足彰其愚妄之罪爾。用此欲以揜琦之大勳，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況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可欺也？

　　加以神考聖作之碑，最著于天下，其略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為憂。大臣顧避，莫敢為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他日，又言：『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陛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懇辭不就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竊憂之。』帝悟，遂立為皇子。」由此論之，謂因堯臣論議緒餘，決定大議者，妄也。又太常諡議，謂：「琦素蘊忠義，尊立明聖，固天下之本，延生民之命，顧大臣所不敢議，而身先之。」彥博自為祭琦之文，亦曰：「正朝廷于指顧，定社稷于須臾。」然則琦之殊勳偉烈，雖平、勃、霍光不足比倫，而堯臣碌碌備位之人，曾何足算，顧足預于此乎？

　　若夫包拯、范鎮、司馬光、呂誨、王陶則皆能抗論激切，以天下為憂。包拯則曰：「方今大務，惟根本一事。根本若固，則枝葉之患何恤？」呂誨則曰：「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范鎮則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陛下宜擇宗室賢者，以繫天下人心。」司馬光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之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王陶則曰：「去歲，陛下發德音，稽故事，擇宗室，使知宗正寺。厥後成命稍稽，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是數人者，則皆憂國忘身、攄意敢言之人，其言則著聞于世，非如同老所訟堯臣私竊計議，而未嘗敢發之事，妄欲希覬恩賞，而欺誣白日者也。

　　臣昔在疏遠，傳聞同老之疏與朝廷褒稱之詔，以為堯臣真有援立之功，而韓琦定策乃為緒餘之論。臣于是時，竊懷憤懣，深嘆真主在上，而小人詐險得行，自傷其身卑賤，無路叩閽，隳裂肝膽，以明大義。因往來四方搜採公忠信實之言，以質其真偽，前後所得詔敕、碑誌、表狀、書疏、傳記、諡議、祭文等凡二十餘篇，參考本末，可謂詳矣。今備數言路，稔聞史臣論撰先帝實錄，未能決議者，在此一事。夫信史之作，垂訓萬世，苟史臣顧避，不敢建明是非，而並載方冊，傳疑于後，恐不足為一代之典，其體不輕。臣是以敢觸冒讎怨，援據實理，陳天下之公言，非特發韓琦千載之忠實憤懣，誠欲敬述仁宗與子之盛德、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聖謀如皦日麗天，後世無敢竊議而獻疑者，臣雖隕身，死無所恨。伏望聖慈深賜省覽，推春秋善善之法，明詔史

　　臣，直筆無隱，以伸正論，天下幸甚！

　　貼黃稱：「同老碌碌庸人，見利忘義，固不足責，所可惜者，韓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載之遇，故以身任天下，獨建大議，援立聖明，以安社稷，垂福無疆，聲名事業，近古未有，一

　　旦無根橫議，攘而取之，虧忠義之實，悖廉遜之風，所損豈小哉！且君子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臣竊傷一代名臣，其志與名皆遭掩蔽，是以剖心折肝，終究其說，使賢德晦而復明，公議缺而復著，誠有補于仁聖之治，伏乞哀憐幸察。」又稱：「議者謂韓忠彥方在政府，而臣論辯其父勳勞，恐招附會之言，無乃避其形為是乎？臣則以謂不然，蓋天下公議為之標的，若謂忠彥形跡可避，孰與文彥博位勢極人臣之貴乎？夫天下以為忠義之事，人有盜而揜之者，忠義之人所當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惟恐白之不早。使規規小嫌是畏，而為自全之計，是公朝無敢言之士也。恭惟太皇太后仁聖聰明，如韓琦定策大事，必聞之最詳，伏望濬發德音，宣示史臣，俾直筆傳信，為萬世法，豈不盡善盡美哉？臣不勝昧死祈天之至。」又稱：「范鎮凡十餘疏，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後；呂誨、司馬光之言，皆在嘉祐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後。果如王同老所陳，已有定議，則此數人何為激切開陳如此之至耶？猶足驗其狂妄不實。陛下纂承大寶，實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與子之意，而蔡確輩尚敢希冀盜取定策之名，蓋其竊跡有自來矣，不可不察也。國史今已垂成，若不早賜降出臣此疏，使之決疑傳信，則恐他時不免追改，其事不細，所宜深慮。

　　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諭曰：「韓琦定策功甚詳悉。在仁宗朝，無敢言此事者，惟韓琦一人言之。」忠彥即稱謝簾前，劉摯因請檢元祐初摯與王巖叟二疏，悉付實錄院，從之。或曰：「易等為此，蓋傅會忠彥，攻彥博也。彥博由是不安於位，尋罷去云。」（舊錄云：先帝明彥博等功，而琦功蓋不廢，至書其碑額曰「兩朝定策元勳」。易詆先帝之詔，欲傅會忠彥也。蘇轍龍川別志云：嘉祐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為宗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即言之諸公。諸公亦舊知之，乃定議草奏書，即欲上之【七】，而上疾有瘳，即止，堯臣私收奏本。後韓公當國，羣臣相繼乞選立宗子，乃定立十三使為皇子。及仁宗晏駕【八】，皇子踐祚，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為首。及元豐末，堯臣子同老，上書繳進元奏，時諸公惟富、文在，皆歸老于洛【九】。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皆被賞，而韓氏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罷平章軍國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于諸公，則始于堯臣，而其為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按：仁宗始不豫，乃至和三年，尋改嘉祐元年，轍稱二年，誤也。又此時韓琦在相州，轍稱宰相，亦誤也。文彥博私記云：初，先帝既下褒顯之詔，有云「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又宰相王珪贈彥博詩，有「功業迥高嘉祐末」之句，實敘上語。韓氏子孫、故吏，始大切齒。後忠彥自高陽入為給事中，數進見，陳其父勳，又言其初不知有至和之議，殆同老輩造為之耳。據同老奏狀，敘琦之言，則前議固已知之。帝常謂丙吉、霍光之事，前後兩不相揜，而堯臣手蹟在前，不容有偽。忠彥訴不已，先帝察其意，大望不過自欲求進，非為父勳之不明也，遂自給事中超拜禮部尚書。王珪以謂遷之太峻，前無此例，蔡確獨左右之，帝曰：「此特以其父故，不可為例也。」故訓辭專以父勳為言，方且覬大用矣。明年，先帝登遐，而元祐初，劉摯、王巖叟皆在言路，皆琦之門人、故吏。琦治平中，薦摯館職，又忠彥常舉摯自代；巖叟久從琦辟在幕府，父子皆出琦門。忠彥與其子治又使巖叟與摯累疏申琦定策之勳，力詆同老之妄，乞付史官備書其事，屈公論以報私恩，結朋黨以欺聖聽，其跡如此。未幾，忠彥遷職，出帥定武，內懷怏怏。將行，復上書自列【一○】。歲餘召還，止緣勳閥，以致大用。御史賈易復承望忠彥風旨，附會摯與巖叟之論，更唱迭和，以是為非，詆欺先帝之聖詔，蔽惑二聖之聰明。蓋韓氏門人孫賁，賁黃州人，字公素，喻風旨于易，并錄忠彥、摯、巖叟之疏，與之使言，仍同草疏，故易所敘與忠彥之奏一一符同。韓琦書疏、詔諭獨藏琦家。又王同老、文彥博奏狀等盡在史院，並至和議論，迨今三十餘年，他人無得知之，而易何從而盡得之？乃賁錄于韓氏而與之耳。此宰執而下，中外士人所共知也，特以朋黨方盛，莫敢言者。易疏言六不可信，摯與巖叟之論大抵以同老所進詔草為不實，文彥博附會同老，以揜琦之功烈也。至易疏出外，忠彥遂自陳謝于簾前；又摯奏請檢出元祐摯與巖叟二疏，盡付實錄，令書其事，相為表裏，欺罔之跡如此。易言：「久在江湖間，熟聞其事，每懷忠憤，今始得言之。」且易前為諫官歲餘，既詳知之，自可言矣，豈可直至再為御史，忠彥執政，方遂論列？則朋附之跡自明。言「在江湖間聞其事」者，乃欲避孫賁陰受風旨之跡。又言「今忠彥方執政，而臣論其父勳，涉于附會之謗，孰若文彥博爵位極人臣之貴乎？使琦勳烈得明，雖死無所恨，何嫌疑之足避？」易為此言，巧欲蓋其附會，而奸狀愈明。其無所忌憚罔上如此。且琦之勳烈，英祖、神宗褒大顯著，炳然共明，未嘗掩蔽，固無待易等言之，則獨出于附會執政，非為琦發也。若使韓氏子孫零落不振，朝廷不錄其勳，則易為之言可矣。今韓氏果如何哉？為琦門人、故吏者，當以義報知己；為子孫者，當揚先父之美，可交利冒進，誣詆宗廟，上欺二聖，而自謂論報舊恩；發揚先德乎？使琦有知，當媿地下，故先帝嘗謂：「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也。」易又引蔡確自稱社稷之臣，盜定策之名，以謂其竊跡有自而來，蓋由彥博等竊琦之勳，故其流及此。易之此論，尤為可駭，則是彥博之罪大于確矣。且彥博未嘗自言此事以為己功也，先帝亦未嘗掩琦之勳，嘗曰：「正如丙吉、霍光，各不相揜，至和、嘉祐之事，前後相成，無相奪也。」蓋先帝不獨賞彥博等能建議定策之為難，而特以有功不言之為難，故聖意具載于詩、詔中，以為希世之高行也。易乃引確之事以為罪首，其說尤為險怪，蓋欲巧發以中上意，而入其奸言耳。緣中丞梁燾，琦舉館職；諫議大夫劉安世父子，皆琦與忠彥幕客，合為一黨，牢不可破，上下相應，邪說得行，無敢辨者。賁既通道，而巖叟出力助之。又方御史闕員，論者謂易為此，冀得其處。疏方出，盛傳易旦夕必有除命，不意江東部吏、知饒州鄱陽縣梅昌宗之子談以易在江東挾私怨，捃拾其父罪，方頥煉猶未竟，談詣登聞訴其父冤，且條上易奸私醜穢之狀十餘事，乞辨正，其跡甚明。奏既付外，而所附執政者出死力以左右之，格談奏不下，卒平其事，言路無一人請治之者。其交結姦罔如此。緣忠彥既由舊勳，內挾中宮之援，外有間附之眾，去年六月，元祐四年六月七日，遂致大用，七月，其弟復尚公主。未幾，諫官范祖禹、吴安詩等言：「祖宗故事，戚里、宗室不許執政，今忠彥弟既尚主，宜如故事。此本朝至公之大法也。恐自此啟例壞法，則宰執得以交通宮掖，非朝廷之福。」聖意方許候進財畢，而安世、巖叟輩出力庇之。至九月，明堂畢，范、吴等再欲論列，而忠彥陰與摯先是移罷此二人諫職。其奸私如此。既而忠彥終以親嫌故事不自安，故又使賁等交通言者，稱揚父勳，為己之地，以固權位，易所以亟有此舉。且言路乃二聖耳目之官，而遂為執政鷹犬之用，顯為大臣論列，然則御史之設專為是乎？彥博方任師傅，易指為罔上冒賞之人，朝廷既不白其是非，又付之史官，以為可信。彥博前日不言，今日不辨，誠無所媿，然而朋黨之論，上詆祖宗之聖德，以制詔為不實，謂先朝為過舉，恐非聖時所宜有也，又非所以彰二聖之聰明，示天下以孝治。茲事甚大，誠係國體。唐李德裕貶制曰：「恭惟元和實錄，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蹟，為私門之令猷。」正如今日之事，豈可使一代信史，肆自改易，使傳疑于後世，兩朝聖作，擅加詆議，侮滅為不足憑，以徇朋蔽之私，而為交利之地乎？況自古聖賢，不以立君為功，蓋天命所在，非由人力，故介推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論。仁宗盛年無子，養英宗于禁中，親付大器。大臣遭際此時，奉行而已，何名為定策乎？雖使英廟未為儲嗣，而值仁宗上仙，中外屬望之久，慈聖之意已定，則知神器固有歸矣，恐不假琦之力也。私記不知誰作，稱「去年六月，忠彥遂致大用」，則作此時蓋五年彥博罷平章軍國重事後也。語多激訐，必不出彥博之手，葢其子孫或門人、故吏輩為之耳 。「先帝謂如此恐非韓琦之意」，當檢。「御史方闕員，論者謂易奏此疏，冀得其處。疏方出，盛傳易旦夕必有除命，會梅談訟之。」案：易除殿中侍御史，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具奏此疏時，任御史久矣，稱易冀得御史，誤。又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蘇轍除中丞，易即請回避，改度支郎官及禮部郎官，又改國子司業，旋出為淮東憲。稱「易旦夕必有除命」，若謂超遷它官則可，若御史，則易固在中也，此言亦恐誤，今不取。梁燾行狀云：御史賈易進呈劄子，言：「嘉祐策立，天下著聞，功在韓琦，他人豈得乘時妄意邀取？」宣讀次，簾中感傷之，燾曰：「琦不獨嘉祐之功，又有治平預建大計之忠，太皇必記其事。」太皇曰：「記得當時只說有韓琦一人，仁祖見英宗，便曾宣諭功在韓琦，後來慈聖光獻太后亦對仁宗備說本末子細。」燾對曰：「惟正人能成大功業。」燾與易蓋共攻文彥博者，今附見，候考。陳天倪作潁濱語錄載，蘇轍云：仁廟至和末，富公、潞公、王文忠公堯臣皆在朝。一日，仁廟服藥，而皇嗣未立，執政等憂之。時王文忠公嘗與富公、潞公等議，請立英宗為皇嗣，事未上，而仁廟已勿藥，遂絕口不敢道，中外無有知者。嘉祐間，魏公作相，英廟入為皇嗣，及即位，則首尾皆魏公了之。至元豐初，文忠公之子同老言于朝，明其父至和之末，與富、潞二公嘗議請立皇嗣事，議既定而未發，今遺藁則存，以二公為證。時富公在南京，潞公留守北都。是年秋，大享明堂，神廟有詔，令二公入陪祠，事既畢，令登對，遂以同老事問潞公，公具道其事；問富公，云不知，神廟亦不能強之也。有詔令潞公留守西京，加太尉，寵遇甚厚，而鄭公之意不欲于不分曉處受朝廷恩賞，終不肯言，亦退居洛，不復與潞公相見。時潞公作耆英會，置酒于富公之第，及會當富公，但送羊酒而已，蓋鄙之也。然援立之功，歸之潞公，則前日魏公一番恩例，亦當奪去。時神考但兩平之，因言王旦，指及潞公晚節，嘗為惜之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王同老事見元豐三年閏九月，此時富弼致事久矣。弼致仕，即居西京，未嘗在南京。是年明堂，文彥博自北京入覲，弼亦未嘗赴闕也。陳天倪所錄差誤，又與龍川別志不合，恐不足據也，今姑存之。）

　　御史中丞梁燾兼侍讀。燾再辭免，從之。（再辭免得請，在二月十二日，今并書。）

　　燾嘗奏疏曰：「臣聞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齊【一一】，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堯。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修身之謂也；『九族既睦』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于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必由聖學乎！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蓋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蓋學之在躬，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正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觀講進讀之臣，使從容熟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臣又願陛下萬機之暇，留思經筵講讀臣僚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造次不忘古訓，博厚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

　　又奏疏太皇太后曰：「臣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于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天下矣。陛下鍾愛皇帝，如此其至，然特為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若教之以大愛者，在成其聖德爾。成德者，其必由學也。仰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為皇帝冲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人君，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則為童子，在天子則為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責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亦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之義，謂七八之數，陰陽備而志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一二】，面勉聖德，早開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論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遴選茂俊之人，以誘掖誦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興寢；服勤道義，為聰明睿智之助，疏遠紛華，為康寧壽考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然。至于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內聖神之望，不貽宸衷逸豫之憂，蒙成靜治，為太平之真主焉。然則陛下他日退託深宮，還辟自處，則保護之慈，有始有卒，佑我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誠清衷素所屬念者，臣敢妄論以發之，亦惟陛下亟行而無疑，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願，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勝惓惓盡節之至！」是月己丑二十三日，命燾兼侍讀，而燾卒不受命。（聽辭在二月十六日，今并書之。燾二疏無月日，疏稱「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則當附正月，因燾辭侍讀，即見于此。）

　　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言：「累行指揮分畫地界官，遵依朝旨，堅執商量。如西人要依綏德城體例修置堡鋪，未審許與不許本司方圓商議。」樞密院同三省奏：「昨綏德城分界日，御前處分：須打量足二十里如約，不可令就地形任意出縮，三二里地不計。恩威輕重，但朝廷所堅守不易者，約故也。其堡障宜自擇地修築。後來已于二十里起立界堠，即無十里外作兩不耕地，十里內修建堡鋪指揮。今若指定十里內修築堡鋪及分生熟地，即不惟不依綏州體例，兼于已牒過西界相照接連取直為界，事理相戾。又元約分畫疆界，以二十里為定，卓立封堠者，為分別漢、蕃界。至界堠內地，即漢人所守；界堠外地，即夏國自占。其彼此修築堡鋪，各于界內取水泉地利為便，豈可更展遠近？所以前來綏州城外堡有十八里或只有八九里處，夏國堡鋪亦去所立封堠自便修築，既各不侵出封堠之外，即是並為本界，不可別生事端，害講和之意。」詔卨於二十里相照接連取直為界，卓立封堠；其堡鋪，或相度于界堠內三五里，擇穩便有水泉去處占據地利修建【一三】，即不得分立兩不耕地。（去年十二月末，政目云：宥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兩不耕，作草地。）

　　詔河東路經略使、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曾布特降一官，管勾麟府軍馬趙宗本特追兩官勒停，知麟州王景仁、通判魏緡罰金有差並衝替，同簽軍馬司事折克行贖金。以本路將官宋整實病而攝入禁，致觸階而死，故有是責。

　　中書舍人王巖叟言：「布任元帥，所宜與諸將同安樂、共患難者也。失其歡心且不可，况致之抱冤而死乎？昨陛下以河東全道之師屬曾布，使護諸將，以當一面，所以寄託者重矣。而布驕簡自居，喜怒隨意，蔽于讒諂，不究下情。將官宋整實有病狀，而不加恤，偏信趙宗本挾怨之言，按整以罪。整以將兵為麟州私占，申乞遣還，乃是整能謹職事，布復偏信宗本徇私之說，判收不問。整既下不得伸于本州，上不得伸于本帥，非辜繫獄，冤憤不勝，遂觸階而死。按整堂有母，室有妻，儻非甚冤，寧肯輕死？此陛下可察也。將佐致此，不知安用帥臣！若不重行竄黜，恐無以慰生者之恨，平死者之冤。今雖降官，不害為帥，陛下推此考布，尚可以統御諸將，當帥臣之寄乎？伏望聖慈特令黜職降郡，稍正典刑，以示陛下重人命，惜士心之意于四方，臣不勝幸甚。所有布降官告詞，臣未敢行。」貼黃稱：「臣聞河東諸將，自宋整以冤死，無不歸罪于帥，日日望朝廷為平其冤。今不重黜布，恐無以慰軍心，激士氣，惟陛下深察。」詔徙布知河陽。（曾布年譜：五年二月，以在太原日，武人宋整有罪當逮自殺，坐奪一官，徙知河陽。布責河陽，舊錄于此并書，且云其後中書舍人王巖叟云云。按：巖叟不肯草詞，蓋即命下之日也，今削去「其後」字，仍附梁燾言。政目月日差錯，當考。布日錄紹聖三年五月戊申云云。）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竊聞河東轉運司差官勘到將官宋整觸石身死事，朝廷次第行遣，誠有意懲惡，惟曾布責輕，未服公議。眾謂孟州大鎮，附近京師；學士清班，侍從上列，皆非罪人所當得之。布狥私挾怒，妄起大獄，趙宗本、王景仁刼于帥臣威令，事非出己。今宗本、景仁已被重責，而布獨優游如此，是帥臣得以喜怒高下其心，壞亂國法，輕殘人命，苟為快意而無所忌憚，非所以制罰之平，而為天下之公也，臣實為陛下惜之。欲乞聖慈詳酌，特賜指揮，削布近職，與遠小一郡，使之循省，以示懲勸。」

　　御史臺、閤門言，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忌辰，于天興殿西掖庫屋設位行禮。從之。四后皆祖宗正后，神宗升祔太廟，而景靈未及享故也。（政目云：四后忌辰，移就景靈西掖。）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捠身亡，一子頤素蘊學行，嘗為邇英講官。今其父亡，窘于襄事，伏望特賜矜憫，優其賻恤。」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相繼有請。詔賜絹二百疋，下所屬葬日量行應副。（舊錄捠傳云：子顥、頤行怪學僻，為司馬光等所知。新錄削去，改云：二子皆為名儒。）

　　詔：品官及諸軍舊有銅及鍮石腰帶、軍器、鞍轡并賜物、古器、佛道像、鐘磬、婦人首飾之類許存留外，餘並賣入官。（元年四月十八日，朱光庭云云。政目：二十四日，立銅、鍮禁。）

　　詔：「親王女郡主遇大禮，許蔭親屬一人，奏所生子與右班殿直；兩遇，奏子或孫與奉職。即奏子孫，若回授與外服親之夫及夫之有服，有官者轉一官，不得轉升朝官；選一人循一資；白身者，期以下親與借職。」以徐王府長女京兆郡主申請，故有是詔。

　　辛卯，詔召募押綱官員到吏部日，會所屬合與差遣，方與差注，以戶部言大名冠氏尉趙峋押錢綱有欠，乞追改已注官故也。

　　壬辰，神宗第九女嘉國長公主薨。

　　甲午，詔趙槩神道碑以「忠純」為額。

　　戶部言：「前任利州路轉運判官韋驤奏，元豐中，梓州轉運司請止絕閬州棧閉鹽井【一四】及創開井，恐侵本路鹽課，致本州虧減課額。乞驗實，如委鹹桩變淡，許棧閉及創開別井煎輪。」從之。

　　尚書省言：「諸路、府界每上下半年奏到賊盜數，刑部通前五年已未獲人比較增減，多者劾之。」詔刑部自元祐四年下半年為首，比較聞奏，仍狀前列旁通圖。

　　給事中兼侍讀范祖禹言：「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彥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惟是得解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為彥博身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彥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州之亂，名聞夷狄。英宗、神宗時【一五】，為樞密相八九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葢藉其威名宿望，以為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彥博之名，以為在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彥博雖老，精力尚強，臥置京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二方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彥博在朝，非謂日日有用，葢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耳。當先帝之時，足以容彥博閒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臣，猶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于國之典法也。葢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累朝之事，所知猶勝他人，況其別有所補哉？今舊老惟彥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聞陛下許彥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彥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貴老尊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人心，所得實多。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然臣職在侍從，苟有益于國，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聖意，更賜裁擇。其劄子仍乞留中。」（據范祖禹集自注劄子云：五年正月上【一六】。然所稱降詔俟中春從彥博之請，卻未見。即政目云：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彥博乞致仕，奉聖旨中春施行也。）

　　宥州牒：「除塞門屈曲分畫，其餘比接諸城取直畫定，其間地土雖甚闊遠，亦割屬漢。」（政目正月末事，但板數差錯，恐是三月末事，今兩存之。三月十八日可考。）

　　注　釋

　　【一】楊晟進等四十三人投降「投」原作「招」，據閣本改。

　　【二】江湖鹽未有往外州縣般監管押法「鹽」原作「監」，據注文改。

　　【三】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維」原作「為」，據范太史集卷一九薦士劄子改。

　　【四】元不曾改變「曾」原作「會」，據閣本改。

　　【五】垂拱堂按：宋朝廷無「垂拱堂」，而以垂拱殿為皇帝日常治事之所，疑「堂」為「殿」之誤。

　　【六】因問堯臣必得賢嗣之言「必」原作「又」，據閣本及上文改。

　　【七】即欲上之「上」原作「立」，據龍川別志卷下改。

　　【八】及仁宗晏駕「晏」原作「宴」，據同上書改。

　　【九】皆歸老于洛「皆」原作「富公」，據同上書改。

　　【一○】復上書自列「列」原作「劾」，據閣本、活字本改。

　　【一一】身修而家齊「身修」二字原倒，據閣本及禮記大學乙正。

　　【一二】王正授政之始「始」原作「時」，據閣本及注文改。

　　【一三】擇穩便有水泉去處據地利修建「水」字原脫，據宋會要兵二八之三三補。

　　【一四】棧閉鹽井「閉」原作「門」，據宋會要食貨二四之二九改。下同。

　　【一五】神宗時「神」原作「仁」，據范太史集卷一八乞留文彥博劄子、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六用舊臣改。

　　【一六】五年正月上「正」原作「五」，據閣本及上引范太史集注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