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译文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人，字季。青年时任薛县的狱吏，因罪被免职。他家里很穷，便去海边上放猪。在四十多岁时，才开始学习关于《春秋》的各家学说。他奉养后母很孝顺。

　　建元元年，当今天子刚刚即位，招纳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了，朝廷征召，以贤良文学的身份任为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京后向上汇报，不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发怒，认为他无能，于是公孙弘借口生病，免职回家。

　　元光五年，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次向上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表示辞谢，说道：“我也曾西去京师应皇帝之命，因无能而罢归，希望另行推选他人。”菑川国人坚持要推选他，于是公孙弘来到太常那里。太常令所征来的儒士各自对策，一百多人，公孙弘的成绩居于下等。儒士们的对策上呈皇帝，皇帝将公孙弘的对策提为第一。皇帝召见，看他长得仪表堂堂，便封拜他为博士。当时正值开通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设置犍为郡，巴、蜀两郡的百姓为修路的徭役所困苦，皇帝派公孙弘前去视察。他回朝后向皇帝回奏视察情况，极力陈说西南夷为无用之地，皇帝不听从他的意见。

　　公孙弘为人气度恢宏，博闻多见，常说人君怕的是心胸不广大，臣子怕的是不节俭。公孙弘使用布被，吃饭不上两种肉菜。继母死后，他服丧三年。每当朝廷开会议事，他总是陈说事情的头绪和端倪，让皇帝自己作出判断抉择，不肯当面争议。因而皇帝发现他品行敦厚，富于口才，又熟悉文书法令和公务，同时又能用儒家学说作为根据，皇帝对他非常喜欢。两年的时间，官升至左内史。公孙弘奏事时，凡是皇帝不同意的，他从不当廷争辩。他曾和主爵都尉汲黯请求单独接见奏事，汲黯先提出建议，公孙弘随后加以推究陈述，皇帝常常很高兴，他们的建议都采纳听从，因此日益亲贵。他曾和公卿们约定对某种问题的建议，可是他到了皇帝面前，却完全背弃了事先约定的建议，顺从皇上的意旨。汲黯当廷责备公孙弘说：“这个齐地人，很多事情伪诈而不实，起初和我们约定要提出建议，现在却完全背弃了，这是对上不忠。”皇帝质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忠心耿耿，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皇帝同意他的说法。皇帝身边的宠臣常常诋毁公孙弘，皇帝却更加厚待他。

　　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张欧被免职，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当时南通西南夷，东置沧海郡，北筑朔方郡城。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弄得中原疲惫不堪，经营这些无用之地，希望停罢诸事。于是皇帝让朱买臣等人以设朔方郡如何有利来驳难公孙弘。提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他于是谢罪说：“我这个山东鄙陋之人，不知设朔方郡如此有利，希望罢设西南夷和沧海郡，专力经营朔方。”皇帝这才答应他的请求。

　　汲黯说：“公孙弘身居三公之位，薪俸优厚，但他使用布被，这是欺诈行为。”皇上以此事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回事。九卿之中与我关系好的人没有比过汲黯的，可他今天当庭诘难我，确实切中我的短处。以三公之尊而使用布被，确实是巧饰伪诈，想以此沽名钓誉。而且我听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却有三处家室，奢侈比于国君，尽管桓公靠他的辅佐而称霸，但这是上僭于国君的行为。晏婴辅佐齐景公，吃饭不设两种肉菜，他的姬妾不穿丝绸，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向下和平民看齐。现在我公孙弘位居御史大夫，而用布被，自九卿以下直至办事小吏，没有高低贵贱之差，确实像汲黯说得那样。再者，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天子认为公孙弘谦让，更加厚待他。后来终于任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嫉妒，表面上宽厚，内心深不可测。对那些曾和他有过嫌隙的人，虽然假装与之友好，背地里以灾祸进行报复。主父偃被杀，降调董仲舒于胶西，都是公孙弘起的作用。他食不重肉，粗米糙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宾客却仰仗他供给衣食，公孙弘的薪俸全都用来供给他们，自己家里却无所剩余。士大夫也因此而认为他品德好。

　　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朝廷正加紧惩治他们的党羽。当时公孙弘病得很厉害，自己觉得无功而封侯，位至丞相，本应辅佐明君镇抚国家，使人遵守臣子之道。现在诸侯策划叛逆阴谋，这都是宰相不称职所致，担心一旦悄然病死，无法向皇帝交代。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天下通行的通道有五个方面，用来实行五方面通道的是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这五个方面的关系是天下通行的规范，智、仁、勇这三者就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通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近于仁，勤学好问近于智，知道羞耻近于勇’。懂得这三条，就知道如何自治其身；知道如何自治其身，然后才懂得如何治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的，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行大孝，以三王为镜鉴，建立周朝那样的政治制度，兼有文王、武王的才德，奖励贤能之士，给以俸禄，量才任官。臣公孙弘资质庸劣，没有争战之功，陛下特意提拔我于平民之中，封为列侯，位至三公。臣公孙弘的德行、才能与高官厚禄不相称，加上平素有病，担心先于狗马而身填沟壑，最终无法报答皇上的恩德，也无法向您交差。请求归还侯印，退休养老，给贤者让路。”皇帝答复说：“自古以来，奖赏有功、表彰有德的人，守业崇尚文治，遇乱重武功，没有改变这一成规的。我以前勉强获承尊位，心中忧惧，不得安宁，只想与诸大臣治理好天下，这一点你应知道。君子喜爱善美，憎恨丑恶，你如果能做到谨言慎行，进退赏罚之权在朕掌握。不幸你患了风寒之病，何愁不痊愈，竟然上书请归侯印，离职退休，这是显露朕的无德啊！现在朝中政事稍闲，希望你少费心思，专心静养，再辅之以医药。”于是赐予续假，赏给牛酒杂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愈，上朝办公。

　　元狩二年，公孙弘生病，最终在丞相职位上去世。他的儿子公孙度承袭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任山阳太守十多年，因犯法失去侯爵。

　　 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人。他研究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研究《易经》、《春秋》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他在齐地诸生间游学，没人肯厚待他。遭到齐地诸生共同排斥，在齐地不能容身。家里贫穷，也借不到钱，于是他北游燕、赵、中山，都没人能厚待他，客居在外，异常困窘。武帝元光元年间，主父偃认为诸侯都不值得游说，于是西去关中谒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屡次向皇上说起他，但皇上就是不召见。他用度匮乏，在京城呆得时间久了，王公大臣的食客大都讨厌他，于是他便上书朝廷。他的书奏早晨呈送皇帝，晚上便被召入宫中晋见。他书奏中所讲的九项事情，其中有八项事关律令，有一项是谏止讨伐匈奴。书中说道：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讨厌恳切的规劝以增广见闻，忠臣不敢逃避严厉的责罚而直言相劝，因此政事不失策而功垂万世。现在我也不敢隐蔽忠言逃避死罪而不奉献愚谋，希望陛下赦臣之罪，稍稍省察一下我的意见。《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战必危。”天下已经平定，天子高奏《大凯》之乐，春秋狩猎，以操练兵马，诸侯春天整军，秋天练兵，这是为了不忘记战事。发怒是逆德行为，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更是细微末节。古代的人君一旦发怒，必然要杀人流血，所以圣明的帝王对此慎重行事。致力于战争取胜而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后悔的。过去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威风，蚕食天下，并吞列国，使海内统一，其功绩与夏、商、周三代并驾齐驱。他务求战胜，永无休止，又想进攻匈奴，李斯进谏说：“这样做不行。匈奴没有城邑居住，也没有仓贮可守，迁徙流动，像飞鸟一样飘忽不定，是很难控制的。轻兵深入，粮食必然接济不上；转运粮食而前进，粮重难运，不能及时跟上。得到它的土地不能带来利益，得到它的人民不可役使他们守卫。战胜而杀之，那不是百姓的父母官。把中原地区弄得疲惫不堪，只求一时在匈奴的快意，这不是上策。”秦始皇不听劝谏，于是派蒙恬率兵攻打匈奴，扩展土地千里，以黄河为边境。那里本来就是盐碱地，不生长五谷。然后征发天下的成年男子戍守北河。军队在野外风餐露宿十多年，死者不可胜数，始终不能渡河北进。是人马不足、装备不完善吗？而是客观形势不可能啊！又派天下百姓急速转运粮草，从沿海的黄县、腄县、琅邪等郡县起运，辗转运往北河，大致发运三十钟，才能运到目的地一石。男子拼命耕作，满足不了粮饷的需求，女子纺织，还不够军帐之用。百姓困苦不堪，孤寡老弱不能养活，道路上的饿殍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天下人才开始反叛秦朝了。

　　待到高皇帝平定天下，攻取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人聚集在代地的山谷之外，便想进击。御史成进劝谏说：“不能这么干。匈奴人的习性，聚散像鸟兽那样迅速，追赶它们就像搏击影子。现在以陛下的盛德去进攻匈奴，我认为是很危险的。”高帝不听从，于是北进至代外山谷，果然发生了被围困在平城的事件。高帝大概十分后悔，便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结亲和约，后来天下人才淡忘了战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兴兵十万，日费千金。”秦朝经常在边境上屯聚精兵数十万人，虽然也有灭敌军、杀敌将、俘虏单于的战绩，却也足以结下怨家，加深仇恨，而不足以抵偿天下的消耗。这种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快心于外国的事，并非完美之举。匈奴难以控制，并非一代是如此。驱逐抢掠，是它们的谋生手段，它的习性本来如此。上溯及虞夏商周时代，从不以法令去督责，只把它们作禽兽来畜养，不视为人类。上不考察虞夏商周对匈奴的传统做法，而下则沿袭近代的失误，这是我最为忧虑的，也是天下百姓深感痛苦的。再说，用兵既久，就会发生变乱，差役太艰苦，思想会发生变化。边境上的百姓因疲惫愁苦而产生离散之心，将吏们因心存疑虑而里通外国，故而尉佗、章邯能够实现其野心。秦朝的政令之所以不得行，是因为权力被尉佗、章邯二人所瓜分，这就是成败得失的明证。故而《周书》说：“天下的安危在于发出的政令如何，国家的存亡在于所用的人如何。”希望陛下认真考察，稍加留意深思熟虑一番吧。

　　当时赵地人徐乐、齐地人严安也都上书陈述当世要务，各自陈述一事。徐乐说：我听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同一道理。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的局面就是。陈涉没有诸侯的尊位，也没有尺寸土地，他本人也并非王公大官名门望族的后代，在乡间也没有什么声望，也不具备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也不像陶朱公、猗顿那样富有，但他起自穷乡僻壤，高举戟矛木柄，袒臂高呼，天下人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百姓困苦不堪而君主又不加怜悯体恤，下民怨恨而上层不知情，社会习俗已经腐败而国家的政令又不能推行，这三条被陈涉用为政治资本。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兴兵作乱就是。吴、楚等七国阴谋叛乱，各国王都号称万乘之主，兵士数十万人，军威足以镇摄境内百姓，财富足以奖劝其士民，但他们向西不能夺取寸土，而他们本身则被擒于中原，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他们的权力比平民还小，也并非他们的兵力弱于陈涉，在当时的情况下，先帝的恩德遗泽未衰减，安居乐业的百姓人数众多，所以发动叛乱的诸侯王没有来自境外的援助。这就叫瓦解。所以天下祸患不在于瓦解。从这些情况看来，天下如果出现土崩的局面，即穷居陋巷的平民百姓也敢于首先作恶而危害天下，陈涉就是其一，更何况可能还有三晋之君这类人物存在呢？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如果不出现土崩的局面，即使有强国劲兵起来反叛，在转身之间就会被擒获，吴、楚、齐、赵就是其例。（吴、楚、齐、赵的下场尚且如此），何况群臣百姓，能造成祸乱吗？土崩、瓦解这两个方面，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贤明的君主对此都会留心深察的。

　　近来关东地区五谷不收，年景未见好转，百姓大都陷于困苦之中，再加上边境上的战事，按事理的发展来看，那么百姓将会不安其居了。不安就容易产生骚动，骚动就是土崩的局面。所以贤明的君主能够看到万物变化的根本所在，明了安危的关键，决策于朝廷之上，消除还未形成的祸患。总之，使天下不出现土崩的局面就是了。这样，诸侯王虽然拥有强国劲兵，陛下您尽管放心去逐走兽、射飞鸟，扩展游乐的园林，尽情极视听之娱，穷骋驰之乐，不会有任何问题。美妙的音乐不绝于耳，密室帐帷之中男欢女爱，艺伎侏儒博笑于面前，但天下也没有值得忧虑的。名声何必像商汤王、周武王那样高，民俗何必像周成王、周康王时那么淳！但是，我认为陛下天然圣明，有宽厚仁慈的资质，若能以治理天下为首务，那么，和商汤王、周武王的美名不难并驾齐驱，而周成王、周康王时的淳厚世风可复兴于今日。掌握土崩和瓦解这两个关键，并采取措施防止，然后可以坐享尊贵安逸之实，扬名广誉于当世，亲近天下臣民，降服四方蛮夷，先帝的余恩遗泽可使数世兴隆，面南而坐，背靠屏风，整齐衣袖，接受王公大臣的朝拜，这就是陛下所做的事了。我听说，谋图王道即使不成功，等而下之，也足以使国家安宁。国家安宁，陛下您求什么得不到，干什么干不成，征服哪里哪敢不服？严安上书说：我听说，周朝统治天卜，盛世达三百多年之久，周成王、周康王是其鼎盛时期，刑罚搁置四十多年而不用。到它的衰败时期，也是三百多年，所以春秋五霸更相兴起。五霸之所以称霸，因他们常常辅佐周天子兴利除害，除暴禁邪，匡正天下以尊周天子。五霸败落之后，没有圣贤君主继起，周天子孤立衰弱，号令不能推行。诸侯恣意行事，强者欺凌弱者，人多欺侮人少，田常篡夺齐国政权，六位卿大夫瓜分晋国，天下都成为战乱之国，这是老百姓受苦的开始。于是，强国致力于进攻，弱国准备防守，合纵连横，战车驰驱往来，往往互相撞击，兵士们的盔甲里长满虮虱，老百姓有苦无处诉说。

　　后至秦王嬴政，他蚕食天下，并吞列国，称号为皇帝，手握天下大权，拆毁诸侯的城郭，销熔兵器，铸为钟架，表示不再用兵。天下百姓得以免除战乱之苦，以为遇上圣明天子，人人自以为获得新生。假使秦朝放宽刑罚，轻收薄征，减少徭役，提倡仁义，贱视权利，崇尚敦厚，鄙贱智巧，移风易俗，教化海内百姓，那么会世世代代平安。但是秦朝不推行这种世风，而沿袭它的旧时习俗，玩弄智巧追逐权利的人得到进用，品行敦厚忠信的人遭到排斥；法令严厉，政治残酷，因而很多人阿谀奉承，皇帝天天听到的是甜言美语歌功颂德。皇帝志得意满而想入非非，便想扬威境外，于是派蒙恬率兵北攻匈奴，扩充疆土，戍守于北河，使百姓急运粮草紧随大军之后。又派尉屠睢率水军南攻百越，派监禄开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逃窜。这样旷日持久，军粮接济不上，越人进击，秦兵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兵戌守越地。在当时，秦朝的祸患北起于匈奴，南至南越，驻军于无用之地，进退不得。这样持续十多年，丁男披甲打仗，丁女转运粮草，困苦不堪，无法生活，在路旁上吊自杀的，一个接着一个。后来秦始皇去世，天下人纷纷背叛秦朝，陈胜、吴广起事于陈县，武臣、张耳起兵于赵地，项梁起兵于吴地，田儋起兵于齐地，景驹起兵于郢，周市起兵于魏地，韩广起兵于燕地，深山大谷豪杰并起，不可胜记。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并非掌权的官员。他们没有些微的势力，起于民间，手执戈矛木柄，一时共同行动，不谋而合一齐起事，不约而同会合一起，攻城夺地，至于称王称霸，这是当时的弊政造成的。秦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之所以亡国绝后，是穷兵黩武的祸害。所以说，周朝失之于弱，秦朝失之于强，是不知因时变通的祸患啊！

　　现在朝廷想招抚南夷，使夜郎来朝贡，降服羌人、僰人，攻取州之地，在那里修建城邑，又想深入匈奴，焚烧匈奴的茏城，对此议事大臣纷纷称美。我以为这只能使议事大臣得利，对国家来说可并非是善策。现在汉朝内无狗吠之惊，却受经营远方之累，使国家虚耗而疲惫，这可不是养育万民的办法。为了满足无穷的欲望，图一时之快意，和匈奴结怨，这不是安边的办法。灾祸已成而不加化解，休战后又起兵，内地百姓为此而愁苦，边地人闻此而惊骇，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现在全国正在打造盔甲，磨砺刀剑，矫正箭杆，积聚弓弦，转运军粮，不见休止之时，这是全国共同为之忧虑的。用兵既久，就会产生变乱，差役频繁，就会另生杂念。现在外在郡国土地或近千里，城邑也有数十座，利用山川形势和土地，足以挟制境内百姓，威胁附近诸侯，这对朝廷是很不利的。考察以前齐国、晋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公室削弱、六卿太强盛；考察近来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实行严刑峻法、欲望太强且永无穷尽。现在地方郡守的权势之重，并非六卿可以比的；它管辖的地方几近千里，并非出于闾巷之人可以比拟的；它的武器装备，可不止戟矛木柄的作用。如果遇上天下变乱的时机，将出现怎样的局面，就不可讳言了。

　　主父偃、徐乐、严安的书奏呈送给皇帝，皇帝召见他们三人，对他们说：“诸位以前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相见这么晚呢！”于是皇帝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主父偃多次进见，上疏言事，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谒者，升为中大夫。一年之中，四次提升主父偃的官职。

　　主父偃劝说皇帝：“古代诸侯的封国不过百里，不论其强弱，形势容易控制。现在诸侯王有的连城数十座，地广千里，如对他们宽缓，他们则骄奢淫佚，对他严急，他们就依仗其强大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如果用法律条文削夺他们的势力，就会萌生叛乱的念头，不久前晁错的做法就是其例。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数以十计，其中只有嫡长子才能世代继位，其余虽系骨肉之亲，得不到寸尺的封地，这样仁孝之道得不到体现。希望陛下下诏，令诸侯王推广恩泽，把土地分封给子弟，按地封侯。那些子弟会人人高兴，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朝廷以广施恩德之名，收分割其国土之实，不必朝廷下令削夺，他们会渐渐削弱的。”于是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说皇帝：“茂陵县刚刚设立，把全国的豪强和兼并之家以及乱众之民都迁到茂陵，对内可充实京师，对外可消除奸猾之徒，这是所谓的不杀而害除。”皇帝又采纳了他的计策。

　　在尊立卫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犯罪阴谋等事件中，主父偃是立了功的。朝廷大臣都畏惧他那一张利口，对他的贿赂赠送累计千金。有人劝说主父偃：“你也太专横了。”主父偃说：“我自从少年游学四十多年，自身郁郁不得志，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也不收留我，各王公的宾客也厌弃我，我受的困厄太久了。再说，大丈夫生在世上，生不能列鼎而食，也要遭鼎烹而死。我年岁已老，要做的事很多，所以才倒行逆施，急暴从事。”

　　主父偃大谈朔方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北依黄河，秦朝蒙恬在那里筑城以驱逐匈奴，对内地来说，节省了辗转运输和漕运的费用，这是扩展汉朝领土、消灭匈奴的根本大计。皇帝看了他的奏疏，交公卿大臣议论，大家部认为不利。公孙弘说：“秦朝时曾征发三十万兵民在北河筑城，始终没有筑成，不久就放弃了。”主父偃大谈如何有利，皇帝竟然采纳了他的主张，设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偃揭发齐王刘次景私生活恣肆淫佚，行为乖僻，皇帝便任命主父偃为齐国相。主父偃来到齐地，把兄弟们和宾客召来，把五百金分散给他们，并责备他们说：“起初在我穷极无聊时，众兄弟们不肯供给我衣食，众宾客不让我进门；现在我当了齐相，诸位有的到千里之外迎接我。我现在宣布，与诸位绝交，不要再进我的家门！”于是派人用齐王与其姊通奸事威胁齐王，齐王认为最终逃脱不了这一罪名，恐怕像燕王那样被处死，便自杀了。有关官员把此事上报朝廷。

　　主父偃为平民时，曾游历燕、赵等地，到他后来做了高官，便揭发燕王的犯罪行径。赵王刘彭祖担心他成为赵国的祸害，打算上书揭发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因为当时主父偃在朝中任职，不敢揭发。到他被任为齐相，出关东行，赵王便派人上书朝廷，揭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王的贿赂，因此诸侯王子弟很多人得到封爵。后来齐王自杀，皇上得知，大为恼火，认为是主父偃劫持齐王迫他自杀的，便把主父偃召回，交司法部门处治。主父偃承认接受诸侯王的金钱贿赂，并没有劫持齐王迫他自杀。皇帝不打算处死主父偃，这时公孙弘任御史大夫，他上奏说：“齐王自杀绝后，齐国被废除为郡，归朝廷管辖，这一事件主父偃本是首恶，陛下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待。”于是处死主父偃，灭其三族。

　　在主父偃高贵得宠之时，门下食客数以千计，到他被族灭，没有一人为他收尸，只有洨县人孔车将他的尸体装殓葬埋。皇帝后来听说此事，认为孔车是个忠厚人。

　　 太史公说：公孙弘品德虽然好，但也遇上好时机。汉朝建立八十多年了，皇帝正注重文化，招收才能杰出的人士，以推广儒家和墨家的学说，公孙弘的对策高居榜首。主父偃当权时，诸公卿都纷纷加以赞誉，及其身败名裂被处死以后，士大夫们争相指责其过恶。真是可悲啊！

　　太皇太后诏命大司徒、大司马说：“听说古代的治国之道，使百姓富足是治国之首；使百姓富足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里说：‘要使上层得以安宁，下民得到治理，没有比礼仪更好的了。’‘礼仪的精神，与其奢侈，宁可俭约。’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使之称霸诸侯，有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的功劳，但孔子认为他不懂礼，因为他过分奢侈，比拟于君主。夏禹居住低矮的房屋，穿粗劣的衣服，后世帝王不遵循夏禹的节俭之道。从这方面来说，国家大治鼎盛，德政优施，都高不过节俭之德。用节俭精神教化民俗，则上下贵贱秩序井然，骨肉之间更加亲密，争讼的根源就会消除。这才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的根本啊！怎能不致力于此呢！三公是百官之长，万民的表率，没有树立笔直的标志而映出弯曲影像的道理。孔子不是说过吗：‘您带头走正道，谁敢走邪路。’‘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百姓自然会互相劝勉。’从汉朝建立以来，宰辅大臣能身行俭约、轻财重义，皎然突出的，没有像过去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那样的人。位居丞相之职，却使用布被，吃粗米糙饭，每餐不过一个肉菜。他的老朋友和他所喜爱的宾客，他把俸禄分出供给他们，自己没有节余。这确实是对自己以俭约克制，对外遵从通行的制度。汲黯为此责问他，他才把实情向皇帝报告，这可以说是低于制度规定的标准而可以施行的那种情况。但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可以做到，否则不行。这与那种背地里奢侈过分而外表假装节俭以沽名钓誉的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后来公孙弘因病请求退休，孝武皇帝当即下令说：‘奖赏有功的人，表彰有德的人，扬善惩恶，这些您应了解。希望您少费心思，保养精神，再辅之以医药治疗。’特赐续假治病，并赏赐牛酒杂帛。过了几个月，病情痊愈，才上朝办公。到元狩二年，善终于丞相职位上。了解臣子的莫若君主，这就是明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承袭爵位，后来任山阳太守，因犯法失去侯爵。表彰品德行谊高尚的人，是为了引导流俗、激励风化，这是圣明天子的遗制、万古不变的通则。兹令赐予公孙弘的子孙中按次序当为继承人的，爵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召至公车府，把名字上报于尚书，朕将亲自面授官职。”

　　 班固赞曰：公孙弘、卜式、兒宽都曾以鸿才大略之资受困于低贱之位，在边远地区放猪牧羊，若非遇上圣明之时，哪能获得公卿之位呢！当时汉朝建立六十多年，海内安定，府库充实，但四方蛮夷尚未归服，朝政制度也多有缺略，皇帝正想进用文武人才，求之如不及。起初曾以蒲轮安车迎接枚乘，见到主父偃而叹息相见恨晚。于是，群臣向慕而起，异能人才同时并出。卜式从牧人中被起用，桑弘羊从商贾中被提拔，卫青奋起于奴仆之中，金日出于归降的胡虏，这些人亦即古时筑墙喂牛人之辈啊！汉朝出现人才之多，在这时达到极盛的局面。博学的儒者有公孙弘、董仲舒、兒宽，品行笃厚者有石建、石庆，质朴正直者有汲黯、卜式，推举贤才则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律令则有赵禹、张汤，文采风流则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能言善辩诙谐幽默则有东方朔、枚皋，善于应对则有严助、朱买臣，精通天文历算则有唐都、落下闳，以乐律见长则有李延年，精于国计运筹则有桑弘羊，奉命出使不辱君命则有张骞、苏武，著名将帅则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遗诏辅弼幼主则有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因此，当时创建的功业和流传下来的典章制度、文物典籍，后代莫能企及。孝宣皇帝继承大统，继修先帝大业，同样宣扬儒家的六艺，选拔优秀人才，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精于儒术被进用，刘向、王褒以文章扬名于世。著名将相则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名臣则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等人，他们都有功绩被后世称述。这些人与武帝时的名臣比起来，功业稍差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