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希望能对以往的学术著作有所进步。魏晋玄学对庄学精神的重视，使得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成为一种创造的自觉。魏晋时期的艺术家摆脱了忠实地描绘世界外部特征的顾虑，并且很早便激发了一种“精神性”的绘画，这种绘画不去追求形似和估算几何比例，而是通过摹写大自然的基本线条、形态和运动，以寻求摹仿“造化之功”。山水诗与山水画相互表里，山水诗与山水画的出现和产生，都经历了老、庄思想的洗礼。因为只有在重视自我的生命与精神，以及崇尚自然与逍遥的老、庄思想影响之下，远离了俗世尘缨的自然山水才能在魏晋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其独特的地位，游览、观赏山水才能成为诗人和画家的重要题材。山水意识的觉醒，不仅推动了山水诗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而其中庄老玄学对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回顾从魏晋玄学到重玄学的历史过程是必要的。在这里，扼要指出的问题是：一、道教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出重玄学的思想体系；二、以重玄学为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的根据何在；三、老庄学、玄学、重玄学具有什么关系；四、作者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立场。本书是对特定的古典时期精神成长历史档案的分析，集中讨论了重玄学发生发展的逻辑演变过程，及主要逻辑建构，面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等背景，基本付诸阙如。这样的研究方法与结果，优点是展示了最主要的哲学观念的内容与得失，不足则无法清晰表现社会环境与思想演变的关系。然而，本书本意根本不在于对社会历史背景花费时间精力，仅在纯哲学的方面考察重玄学的功绩与意义。因此，展现于读者面前的是力图对文本内涵予以客观探索的记录。

本书由董仲舒天之尊君、屈君二重功能及其“仁之美”，《淮南子》自然之天与美学问题导入论述，以王充思想作为从天向人转换的理论环节，通过汉末士风的转变，揭示经历党锢之祸的士人如何疏离王权政治，退回人自身。对于王弼玄学，分析如何从老子的道演进为王弼的无，细致讨论王弼“圣人体无”的理论意义，通过黄宪“无德而称”的人格器量，到《人物志》以“无名”的中庸至德作为理想人格，解释王弼“体无”之理想人格建构的思想脉络、具体涵义以及对于魏晋美学发生的深远影响。从乐与儒学的关系来透视阮籍《乐论》，搜寻其从笃守儒学到以老解儒，终至引庄入玄的转变；从“齐物的逍遥”的角度探析阮籍所蕴含的庄学思想以及道教神仙观念的人格内涵。嵇康“任自然的逍遥”包括精神与现实两个层面，作为音乐“自然之理”的“声无哀乐”让欣赏者自由地表现人生情感。郭象经由自生、适性分开出的逍遥旨在把逍遥转化为人人皆可以实现的自由生活，逍遥具有世俗化的倾向。支遁基于佛教般若学的立场提出至人之心的逍遥。陶渊明“即事多所欣”是把玄学追求的自由理想落实到自我的生活中，开显一种不离世情、不废人事却又超迈高蹈的审美人生境界。

《三玄与诠释：诠释学视域下的魏晋玄学研究》共分5个章节，主要对诠释学视域下的魏晋玄学作了探讨和研究，对于魏晋经典诠释思想中这个层面的挖掘，不仅可将我们对于魏晋玄学的研究置于他者文化的发展脉络中，而且也凸显出了魏晋玄学本身对于当代所具有的意蕴。具体内容包括三玄、玄学与诠释；魏晋经典诠释方式的探索者：何晏；魏晋经典诠释方式的确立者：王弼；回归真实的存在：裴頠与郭象基于现实关怀的诠释取向等。

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一直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艰难前进，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一方面打破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因循守旧局面，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有失去自我认同的危机。但总的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无疑是有利于中国文化由“传统”转向“现代”，它促进了中国文化自觉的或被动的前进。“魏晋玄学”和“中国哲学史”一样，成为一门独立门类的学科应说是自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并讨论过极有意义的“哲学问题”，这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但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确实没有“哲学”（philosophy）一词。“哲学”一词最早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48-1905）将这一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等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包含在“经学”、“子学”之中来进行研究的。自20世纪初起，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中国哲学逐渐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魏晋玄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了一门独立的哲学。因此，我们用“在西方学术背景下的魏晋玄学研究”作为本书的“前言”，正是为了说明，“魏晋玄学”的研究离不开西学的传入。我们把20世纪的“魏晋玄学”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从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个时期“魏晋玄学”的研究都和西方哲学某种（或某几种）思潮的传入有关。

香港圆玄学院资助出版。本书从玄学人格美思想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玄学思潮的产生背景和时代主题，进而系统剖析了玄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形上义蕴和实现的途径，并归结到个体人格生命中一系列矛盾如何实现和谐统一。

本书的研究理路力求从微观到宏观，即从分析具体的一篇篇有玄言意味的作品出发，经综合概括后得出结论。本书的研究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多下了些功夫，求细求实。所谓“求细”，即仔细琢磨各位诗人作品在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时的特殊之处，分析其差异，于是看出了统而言之“玄言”的诗作在各位诗人身上的不同；所谓“求实”，即切切实实对作品实施条分缕析，不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而是从分析作品的结构、主题、文体特点、抒情方式、叙写重心、人物形象、风格等人手总结出玄言诗的种种特点，这总结出的特点，绝非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在各位诗人的作品中都可得到落实。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丛书：魏晋玄学道德哲学研究》从道德哲学的视角出发，具体地考察了汉末及汉魏之际名教衍化所蕴涵的形式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分析了玄学在克服这种趋向方面所作的理论努力，指出了玄学通过沟通自然之性与道德原则而为后者寻找形上根据并由此建立社会之序的伦理进路，并肯定玄学的这一基本立场使“自然之性”中所蕴涵的个体性原则、自愿原则受到空前重视。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玄学在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所暴露的内在理论缺陷，包括未能对广义的价值与道德价值作清晰的界定、淡化了人伦规范的必要性，等等。全书资料翔实，考察细致，注意从不同的维度考察有关问题，并分析其中蕴涵的内在意义，对所讨论的某些问题的分疏，具有一定的新意。

许建良博士。1984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后在高校工作；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研究生班学习；1992年9月至1993年8月赴日本大阪大学做访问学者；1993年9月至2001年5月到日本东北大学进修留学，分别于1997年3月和2001年5月在该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6月回国工作，现任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为日本东北中国学会会员、日本伦理研究所会员，美国《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伦理、中日伦理比较、社会应用伦理等。已出版专著《道德教育论》，主编《修身学》等5部，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就学术思想和学术思潮而言，魏晋时期是“玄学”盛行时期；从内容上说，玄学伦理思想是魏晋时期思想家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展开辨析的结晶。本书以魏晋时代“玄学”的伦理道德思想为自己的研究坐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通过道德根据、道德范畴、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等五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魏晋时期主要思想家的伦理思想，清晰地呈现出高诱、刘邵、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郭象、裴頠、葛洪、张湛、韩康柏、王坦之、支遁等为人所关注的具体人物的伦理思想行程、基本内容、特点，从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魏晋玄学伦理思想发展的概貌。

“言意之辨”主要涉及的是“言不尽意”的问题，它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它一方面关涉先秦时期的“道不可说”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关涉“立象尽意”的诗学问题。目前的研究多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的。《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研究》一书立足魏晋三玄文本——《老子》、《庄子》与《周易》，从哲学的角度切入，通过概念分析的方法，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去处理为什么“言不尽道”“言不尽意”的问题，后导向对诗歌语言的分析。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溯源”与“新诠”的结合。“溯源”是回到先秦哲学中，对道、无、言、象、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厘定，对先秦哲人的特殊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进行分析。“新诠”是在西方现象学思潮的启发下，对“道”的非对象化特征给予说明，对诗歌语言的特点以及诗歌语言为什么接近道给予一个现代的表达与回答。《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研究》的主要观点是，“言不尽意”的实质是“言不尽道”。“道”是深的“意”，它本身不可道、不可名。老子、庄子、孔子对“名使道分”有所警觉而采取特殊的道说方式。“道”的概念化过程即道的“对象化”过程，它是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为基础的。诗歌语言具有四个特点：具象性、源发性、音乐性和时间性。因此，诗歌语言是可以解构认识论下的“对象化”思维而让“道”自行显现，在诗歌中，万物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并被从其自身看到。

《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上下册）》以魏晋二百年玄学兴盛为基点，着眼魏晋至明清一千多年文学的发展，探寻玄学在中国文学民族特点形成过程中留下的印迹。本书考察玄学的形成之后，从人生人格论、本体论、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几个方面，考察玄学联结文学的特质，指出玄学影响中国文人性格，主要有任诞率真、以入俗为超俗、淡泊宦情、追求高雅超逸风度几种类型，这几种类型对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创作上，玄学把文学引向畅玄悟理和山水审美，同时对游仙诗和散文也有重要影响；理论上，以为文本于自然之道，倡真情自然，主虚静，重养气，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玄学以简驭繁和言意之辨也影响着文学的思维方式；历代文学表现闲逸雅淡的文人情趣，追求自然之美和传神之美，都可看到玄学融入文学之后出现的崭新面貌。本书认为，老庄通过玄学才由抽象的哲理化为士人现实的人生，变为生动丰富的艺术追求。老庄玄学主要把文学引向自我，引向审美，引向对文学自身规律特点的认识，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玄学影响文学，需要通过士人心态变化、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变化几个中间环节，并且这种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思想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这几个问题在思想学术与文学关系中带有普遍意义，值得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思考。

《博雅文丛：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对玄学与魏晋六朝诗学的关系的研究，将注重从基本的诗学范畴和诗歌史问题着手，如玄学“言意之辨”与诗学的“言”、“意”范畴的关系、“言意之辨”从“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发展及其诗史意义、玄学自然观与“体物”诗学的产生、“自然”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确立等。通过对魏晋诗学的基本范畴及诗歌史基本问题的分析，探讨玄学与魏晋诗学的发展与建构的内在关系，是《博雅文丛：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研究》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