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旗跃过汀江”
出击赣南闽西
1929年新年刚过，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再次对井冈山发动新的军事“会剿”。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前委、特委、红4军和红5军军委及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并决定率红4军主力向外线出击，红5军和红4军一部留守井冈山。
红5军是1928年12月10日到达井冈山和红4军会师的。彭德怀回忆说：
在莲花城北约40里处，红4军前委毛泽东派何长工率二三百人，先我到达该地，在道侧两翼大山埋伏。花了一个多小时，彼此才沟通好，他们才知道我们是红5军派来联络的部队，他们的任务是要北进同5军取得联络。莲花城有白军一个团驻守，我们于夜间从莲花县城西绕过，直插砻市（即现在宁冈县城），到达该地是在广暴纪念前几日。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他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我们5军内有些同志就是把两个革命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把消灭地租剥削和消灭资本剥削当作一回事。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虽感觉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没有发言权。
过了几天，4、5两军开联欢会和广暴纪念大会。搭起的台子，搭得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时，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长讲：“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在会上，朱军长、毛党代表讲了话，我也讲了话，内容都记不起了。
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4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5军军党委常委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我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认识了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1〕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的是人而不是房子。占领修水时，渣津、马坳一带群众已被初步发动，我军转移后，平江游击队狗队长（老百姓这样称呼）把那块地方烧光了。半个月后红军再去，农民挂白带子，对我们打土炮，封锁消息。当时盲动主义者说这些群众反水，对反水群众不是争取而是镇压，完全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当作真理，把执行错误政策的人说成是坚决革命，把反对错误政策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军阀出身靠不住。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井冈山南）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们一点，他们又跑远一点。他又讲到红4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他们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使我对他更加敬仰。
这次会议正是我30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
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动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4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3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似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红4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红4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5军五个大队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红4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代远谈了，他当时是5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5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萍、李灿、贺国中，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4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5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4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人的，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远的。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红4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谢文彬旅即尾随其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红4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谢文彬旅袭击，经赣南安远、寻邬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5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2〕
陈正人也参加了柏露会议。他回忆说：
敌人准备第三次“会剿”时，我们曾开过几次会研究过这个问题，从讨论形势到部署兵力。柏露会议最后讨论决定了保卫井冈山的军事力量以及红军行动计划。在柏露会议上，主要是反对保守主义，地方党组织生怕红军主力走掉后，敌人来了，他们会遭到损失，怕井冈山守不住。所以，柏露会议上主要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树立保卫湘赣边界政权的信心。井冈山斗争时期，在1927年冬到“八月失败”前，机会主义表现为“左”倾盲动，大烧大杀。那时主要和“左”倾盲动主义作斗争。根据地搞起来了以后，主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与保守主义、流寇思想作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柏露会议上，毛泽东还看到了统治阶级要破裂、新的军阀混战要开始，讲到了要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柏露会议后，广泛动员群众保卫井冈山，向群众宣传保卫井冈山的有利条件，还谈到了红军主力要在外围运动中消灭敌人。至于到哪里去，怎样的意图，具体的战略部署，在群众中就不讲了。〔3〕
毛泽东在敌人大兵压境的关头，预见到新的军阀混战即将开始，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对此，陈毅也有过回忆：
毛泽东认为：虽然革命由于国民党的叛变而遭受了失败，但是，引起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的一切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国民党绝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只是促进这些矛盾更加深化。而且在各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国民党的统治不会稳定，一定会发展成为长期性的军阀混战，这就给我党和中国人民以复兴革命运动的机会。另外，毛泽东认为：革命失败后党的队伍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党的政策应该重新检讨，重新制定。根据这样的政治分析，毛泽东得出了结论，指出必须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选定在有群众运动基础的边区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以抵抗白色恐怖，逐步积蓄力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记得在1928年冬到1929年春，毛泽东分析当时的政治情况，预断新的军阀混战将要再起，可是那时国民党军阀正在加紧围攻井冈山，看不出有因内讧而退兵的痕迹，党内外有不少人怀疑军阀混战必起的论点。毛泽东经常要为此问题作解释，直至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才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正确。对于局势发展的论断的准确性，是领导群众的首要条件，毛泽东正是能掌握此种准确性的能手。当时有些同志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军阀混战不会爆发，主张缩小游击队，甚至认为毛泽东和朱德应离队到大城市做地下工作。此主张如真正实行起来，其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革命领导的影响将是难以设想的。〔4〕
毛泽东下山的意图是在外线调动敌人，配合内线粉碎敌人“会剿”。但是下山的路是艰难曲折的。1929年1月24日，部队在大余首战失利。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准确的情报，部队未及集中，便仓促应战，导致失利。
随后，敌军紧追不舍，部队只好在龙南、全南、定南“三南”地区转战。原先的外线出击计划难以实现。直到2月10日至11日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后，才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江华（当时叫黄琳）回忆说：
下山意图是想打破敌人的“围剿”，一部分守山，一部分出击，从外面调动敌人，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大余打了一个败战。一打败就回不来，转到“三南”了。所以，毛泽东讲要慎重初战，初战必胜。一打败，就两头不好。出去的第一仗在大余打不好，调动不了敌人，对“围剿”井冈山的敌军影响不大，从而与井冈山失去联系了。〔5〕
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闽西永安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出击赣南、闽西的情况。报告说：
我军现在永定，分兵各县游击，帮助革命群众发展组织的工作，并去发动群众开拓斗争的新区域，消灭民团势力。闽西党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
我军4月1日退出汀州，到瑞金，雩都，赣州东乡、兴国，宁都，5月15日再到瑞金。每到一县一地，把队伍分散到各乡，分散到各乡的队伍再分成小队，这样分散，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发展亦不致偏于一隅，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现在闽西边是这样。
在赣南游击45天，由工会农会等代表组织。赣南地主势力很弱，前有刘士毅、赖世琮（赖世璜之弟）两部土著军队，十分为害。刘被红军二次击溃，残部调往上海；赖部于红军攻克宁都时，被完全消灭，赖世琮被俘。此两部既不存在，朱培德部队又决不敢长驻偏僻之赣南，故赣南的前途亦很有希望，因赣南的发展又可与赣西宁冈等六县、赣东方志敏部红军取得联络。
我们在宁都时，广东东江特委曾来信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帮助。前敌委员会复信，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实不能分兵去助，因彼处反动势力大，且路途很远。到闽西后，又去一信要他们做群众工作，红军在闽西工作一个时期后，有向东江游击一个时期的可能。
红军在大余失败时稍受损失，三个月来逐渐补充，人数枪数均有增加。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800支（发给地方赤卫队300多支），子弹数千发。唯外间宣传超过此数甚远。红军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中创造出来的，大体可说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正式军队，但不好过分估量红军的力量，现在主要的任务仍是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方能与之协力奋斗，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合。如在汀州17天，仅向大商人筹款2万，向豪绅地主筹款3万，彼等却宣传筹去几十万；仅杀5人，都是郭凤鸣的最反动的死党，彼等却宣传杀数千人，总之全是胡说，不足为信。杀人烧屋，除非是群众对反动派直接的制裁行为，军队单纯的烧杀是没有的。
这之前，守卫井冈山的红5军主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1929年4月初，红5军主力也来到瑞金，同红4军会合。据彭德怀回忆说：
我们得到红4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向古田、汀州靠近。数日后，红4军从长汀经古田来瑞金第二次会合。此时，红5军由300人发展到七八百人。毛泽东将中央2月来信给我看，来信对当时时局估计有些过于顾虑，为了减少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当年北方有一个白朗〔6〕到处流窜，以他为比说，他尚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信是由红4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泽东处。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写信给中央。我向红4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在瑞金，我们住了约一星期。红4军到后，住了两天即开雩都。在途中某地，没收钟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民。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赣南地主操纵的姓氏斗争很严重）。红4军司令部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红军不在当地停留，只是路过该地，此事很容易被反动地主利用，造成械斗，模糊阶级斗争。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洗脸手巾包一碗饭，到休息时就地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在午饭时，毛泽东得知此事，当时对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没有留任何情面。对人民群众如此认真，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这次是直接给我的第二次印象（在井冈山是第一次）。
到达雩都县城附近时，我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当即得到红4军前委同意。〔7〕
古田会议
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4军党内领导者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1929年6月19日，红4军第三次攻克福建龙岩城，消灭了地方军阀陈国辉部。同月下旬，红4军在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在有关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争论。
江华回忆说：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了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我任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
1.在湖雷开始了争论
七大的争论，其实从永定县湖雷的前委会议上就已开始，争到上杭县的白沙、连城的新泉，又争到龙岩七大。分歧的由来更久，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4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有所表现。所以，七大的争论，实质上并非单纯为军委这一机构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为了说明争论的问题，先从争论的焦点“军委问题”说起。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并成立了红4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特委书记。红4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6月4日，中央给红4军的指示信中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和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前委所在地党部书记等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统辖红4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前委是红军游击活动期间的特殊组织，是共产党中央的代表机构，它的组织成员是由中央指定的，它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地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6月下旬，湖南省委派杨开明代理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1月初，根据中央的指定，经前委提名报中央批准，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谭震林（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为前委委员。同月中旬，红4军六大选举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朱德接替陈毅担任军委书记，陈毅改任红4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那时，红4军未建政治部，只有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震林，它实际上是政治部的前身。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常要开会讨论军情和部队行动问题。这样，军委和前委机构就显得重叠，开了军委会又要开前委会，或者开了前委会还要开军委会，而大多是同样一些人，大家都感到“颇生麻烦”。为应付恶劣环境，减少领导层次，便于机断，在项山整编时，前委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同年3月，打下汀州后，部队整编，取消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4军政治部。政治部从建立之始，即是在前委领导下的代表党的工作机关，除军内的政治工作外，如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宣传、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等工作，统由政治部负责，即所谓“前委指挥，政治部对外号召和联系”。
5月间，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多了，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感到兼顾不过来，为了便于领导，前委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4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去苏联留学，1929年春由党中央派来红4军工作。他曾经讲过关于苏联黑暗面的话，听来令人很反感。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利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采取各种措施，做了不少工作，并多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5月底，湖雷前委会议上对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进行争论，意见未能统一。6月8日，在白沙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以绝对多数（41人参加会议，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却仍未解决，而且这些分歧意见在党内以至红军战士、军官中日益发展起来。
由于红4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认识不尽一致，毛泽东认为前委不好工作，于是，他在白沙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4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书面意见有四条：一、出现前委、军委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二、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三、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于前委了），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一支枪也要问过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四、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出现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最后，毛泽东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毛泽东，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白沙前委会议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但是，在前委之下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一组织，军内及主要领导人之间仍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刘安恭更是到处游说，坚持要成立军委，事实上是主张“分权主义”，并说什么红4军党内分成派别等，散布了许多挑拨红4军主要领导之间的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他的这种“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就“偏于一面”的“轻率发言”，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了军内官兵思想混乱，助长了党内领导者认识上的分歧，而且使争论复杂化了。后来，陈毅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刘安恭来红军后的一些言行，是造成党内和领导间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
6月中旬，国民党地方军阀陈国辉部由广东潮、梅地区窜回龙岩城。前委由新泉移住到小池，准备三打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在小池发生了一件事：在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时，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谭震林参加，由谭传达。在这次战斗中，毛泽东、谭震林、我和前委、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随同新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4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这样重要的会议以及如此重要的行动，不通知党代表毛泽东参加，是很不妥当的。
三克龙岩后，部队在龙岩整训20余天。很明显，在当时敌强我弱、不断被敌“围剿”、战斗十分紧张的环境中，革命队伍内部尤其是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对革命是不利的。于是，前委决定利用这一短暂稳定的时间，召开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是在龙岩城内的一所中学校园里召开的，我负责会议的秘书事务工作。原计划会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并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会议开了一天，虽然通过了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会，但从七大前就开始争论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2.争论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在6月14日的一封亲笔信中，对争论的问题列举了十四条：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对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对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范化问题；十一、红4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他还指出，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军委要不要的问题。
关于军委要不要的不同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种意见认为：既有红4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并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等等，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有“家长制”的倾向，是“书记专政”。其言外之意，只有成立了军委，才能改变如其所说的这种状况。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现在红4军只是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又处在游击不定、频繁行军作战的环境里，“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有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而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十分明白的，在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并认为，坚持设立军委是“形式主义”，“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所谓前委“管得太多”等说法，只不过是“为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提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实际上是“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会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其他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形式之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最后，七大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在七大决议中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书记专政”问题，是“纯属偏见”。
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领导军队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受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
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创立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地方赤卫队三级体制的人民军队体系。并且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当时，革命的政治任务主要就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但是，一部分人总是格格不入，他们主张“军队只管打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的事；主张扩大红军用“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办法；并且热衷于“流动游击”，“走州过府”，打大城市；而不注意发展地方武装，不积极做群众工作，不愿意艰苦地建立根据地，做人民政权的斗争；甚至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意图取消宣传工作，还说什么宣传兵是“吃闲饭”的，“妨碍行军”，等等。对改造旧军队问题，毛泽东积极倡导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废除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的旧制度，实行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理的自由，士兵管理伙食，经济公开；并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军内的民主主义，对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起了积极作用，对军阀主义残余思想是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也引起了一部分习惯于旧军队领导方式的人的抵制。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和极端民主化思想带到军内，因而一部分人反对自上而下的军队内部民主制度，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甚至有的人对党内应有的严格纪律也感到“受拘束”“不自由”；有的领导同志对破坏军纪的问题，反对从严，主张从宽，认为只要打仗胜利了，军纪破坏一点，城市政策破坏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没把军纪问题作为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来抓。上述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了军队的改造和执行正确的革命政治任务。
由于七大未能统一认识，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一时未被大多数代表接受。大会在最后改选前委时，原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
这里附带说一下，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3.离开前委到蛟洋
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了红4军前委领导岗位，去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8日，毛泽东、贺子珍和我一起到了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7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之前，曾到蛟洋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
党中央在周恩来、李立三主持下，先研究了红4军七大决议和附件（包括毛泽东6月14日的来信），后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写出了对红4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4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有争议的主要问题。11月，陈毅根据中央指示亲自到蛟洋邀请毛泽东返回红4军复职，主持前委工作。12月，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多项决议，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为书记。〔8〕
红4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部队，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在此之前，他对闽西的工作就十分关心。
当时在闽西特委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回忆说：
那时，闽西特委设在上杭城水南。红4军打下长汀后，住了半个月。特委派子恢去找毛泽东，中途听说红4军已去江西，乃折回。特委将闽西党群组织、斗争情况及敌我情况，写了一份详尽的书面报告，派人送给毛泽东，并要求红4军再来闽西活动。不久，特委就接到毛泽东的回信，说红4军将要再度入闽。特委接到信后，立即通知各县，准备暴动响应。
5月间，红4军第二次来到闽西。当时陈国辉、张贞等匪军正和广东军阀打仗。红4军便迅速占领了龙岩城。在城里展开了宣传活动，街上贴满了标语、布告。毛泽东亲自在龙岩第九中学向学生讲话。又拨了一二百条步枪给龙岩县委，装备龙岩游击队。这样一来，龙岩地方武装实力便空前地增加了，更有力地配合主力展开了活动。
当天，红4军又顺利地攻占了坎市，第二天进驻湖雷，第三天进入永定城。在永定城南门坝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又亲自向群众演说。会上，群众纷纷控诉反动派的罪行，情绪激愤。
红4军一到永定，陈国辉匪军一部便从广东撤回，回到了龙岩。红4军立刻回戈进击，谁知陈匪见势不佳，悄悄撤走了。不久，陈国辉部队全部返回，上杭卢新铭匪军也进驻白沙。为诱敌计，红4军从龙岩城撤退，转向上杭进发，迅速消灭了白沙的卢新铭一个团。白沙战斗一结束，红4军立即回头攻打龙岩城。陈国辉部3000多人全部覆灭，陈匪只带了几十个随从逃脱。从此闽西局面大定，闽西的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指示我们：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特委根据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商店，肃清反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赤卫队、少先队。这个纲领当即印发各县，对开展各地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
8月间，闽西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蛟洋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在斗争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抓住重点向四周波浪式地发展，引导群众投入土地革命斗争，在低潮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毛泽东讲话时，赞扬了闽西的革命斗争。他在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以后，便高声地向全场代表问道：
“能不能巩固？”
大家都满怀热情地回答：“能！”
毛泽东又侧着头问道：“有什么条件？”这一问，把大家问住了，会场上一片沉寂。
这时，毛泽东拿起粉笔，在主席台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六个条件：
闽西根据地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暴动起来了；
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
闽西的粮食可以自给；
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叠，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
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他又告诉大家巩固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毛泽东的指示，方向明确，问题深刻，大大提高了闽西党的水平，也鼓舞了大家的斗争信心。
会后，毛泽东派了许多有经验、有能力的军事政治干部，参加建设闽西红军的工作。8月，正式成立了红4军第4纵队（红4军初入闽时，只有三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一支队是由上杭的蛟洋及龙岩、白土等地的游击队编成；二支队由永定的溪南里、金丰、湖雷等地的游击队编成。〔9〕
1929年9月下旬，红4军在福建上杭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状况不满，要求毛泽东回红4军复职。这时，陈毅也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4军情况。李立三、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9月指示信里提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这为顺利召开红4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创造了条件。11月，毛泽东回到红4军主持工作，积极为开好红4军“九大”作准备。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资料写道：
1929年9月28日，以李立三（宣传部长）、周恩来（组织部长、军事部长）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根据陈毅（中共红4军前委书记）关于红4军情况的口头和书面汇报，经研究决定之后，给红4军前委发了一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指示信，即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的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特别强调红4军内部要加强团结，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与敌人作斗争，以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中央九月来信为开好古田会议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1929年11月，遵照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陈毅在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结束后，迅即返回闽西，在上杭官庄召开了红4军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全文，会上决定由陈毅前往苏家陂请毛泽东回红4军复职。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即谢景德）陪同下，经蛟洋到达汀州，仍任红4军前委书记。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红4军的整训计划，并决定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接着，毛泽东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进驻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即后通称的“新泉整训”）。毛泽东、陈毅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官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朱德则主持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的训练，并主持制订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从而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水平。在望云草室的厅堂石灰墙壁上留下了“军事政治训练”“加强少先队”等红军标语，它是新泉整训的历史见证。
12月中旬，红4军进驻上杭古田镇，一方面继续军事政治训练；另一方面则继续为召开古田会议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在军司令部驻地主持召开了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他首先讲了会议的意义，是为了彻底肃清存在于红4军党内的各种不正确倾向，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接着，他以大量的事实列举了存在于红4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正确的倾向。然后，他又激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代表们听完报告后，便分组讨论，对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进行了充分揭发和批判。毛泽东等深入各个小组跟大家一起讨论。他一面听发言，一面做记录，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如问：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当怎样纠正？等等。每当代表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从而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经过十多天的学习讨论，大家对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认识，找到了纠正的方法。接着，代表们便回到各纵队、支队、大队去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传达党代表联席会议的精神，并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初步检查。
为了更进一步为古田会议作准备，毛泽东还主持在联席会议上分组起草大会的各种提案，由前委审查后提交大会。
12月28日，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有120多名代表参加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庄严开幕了。
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红4军前委，作了关于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决定，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全体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和大会的各项报告，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任永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3人为前委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这次大会，由于中共中央（主要是周恩来）的正确领导和红4军前委（主要是毛泽东）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各方面条件成熟，所以，只开了两天就圆满地结束了。它是一个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胜利的大会。正如后来红4军前委代表在向党中央所写的《红4军部队情况报告》中所说的：“九次大会正确地明显地决定接受中央指示，纠正极端民主化的领导倾向，一切问题要集体领导，因此九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委员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交大会。大会选举，也事先准备意见。提出具备‘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的人才当选，反对从前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的办法，并事先提出名单，提交给大会。这样一来，九次大会便有精神了，只开了两天，决定了很多工作路线，决不像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从此会后，自前委直到支部各级指导机关的指导路线就改变过来了。”〔10〕
赖传珠当时是红4军2纵队12大队党代表，亲身参加了古田会议。他回忆说：
1929年11月，红4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2纵队4支队12大队任党代表。
……
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着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红4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红4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红4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12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做了初步检查，并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重申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文件。12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4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总结了毛泽东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使红4军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
古田会议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不断地、适时地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2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要我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要我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会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
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会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1930年5月，我们2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废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的问题。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检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知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创造性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4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迅速地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短短半年中，不但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大大扩大了，部队也发展了。1930年6月，红4军在闽西长汀进行整编，正式组成了红1军团。2纵队改编为11师。同年10月，红4军攻克吉安，再返赣南的时候，我所在的4支队在古田会议前的许多不良倾向已经基本肃清了。这时候，每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反“围剿”战争中，4支队又成了“模范红5团”的一部分。〔11〕
实践出真知
1929年年底至1930年，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时期。从秋收暴动开始，毛泽东在复杂的斗争中，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经验，继古田会议决议，为人民军队规定了基本建军原则之后，毛泽东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信，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到1930年5月，他又写成《调查工作》（后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著名著作，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基本雏形。这些思想，都离不开实践。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资料写道：
古田会议期间，蒋介石策划了闽、粤、赣三省军队“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元旦，即古田会议刚刚开完之后，身为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写了一封元旦贺信给毛泽东，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月5日，毛泽东就在古田赖坊协成店住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针对林彪等的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信中批评了那种不愿经过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实际上已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前委决定红4军全部“离开闽西”转战江西，以求达到粉碎敌之“围剿”而后“巩固闽西”之目的。1月3日，朱德率领1、3、4纵队，由古田出发，经庙前向连城开进，后经清流长校、宁化安远，到达江西广昌；毛泽东指挥2纵队到龙岩小池完成阻击闽敌刘和鼎所部之后，于7日离开古田，经贴长（今步云乡）、梅村至连城姑田，再经清流洞口、林畲、宁化泉上，到江西广昌，后于宁都东韶与主力部队会合。
红4军大部队一走，敌军失去“围剿”目标，加之闽西各地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敌军处处挨打。因而，广东敌军陈维远所部陈兵闽粤边境，裹足不前；江西敌军金汉鼎所部仓皇撤退；闽敌刘和鼎部遭龙岩赤卫军及各区中队袭击，始终固守岩城、龙门、小池一线，后因闽北土著军阀卢兴邦与杨树庄争夺省政权，发生福州事变，刘部连夜撤回福州。嚣张一时的“三省会剿”就这样黯然收场。
红4军转移到赣南后，掀起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各部队都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并按照决议逐条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检查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人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提出改进措施，自下而上掀起了一个反对不良倾向的群众运动。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许多重要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
1930年4月间，毛泽东在信丰针对1纵教导队中存在的问题，向教导队全体同志发表了一次极为生动的讲话，着重阐述了红军官兵关系和反对单纯军事观点问题。他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革命同志，完全不同于白军的官兵关系。你们现在是教导队的学员，结业以后回去当长官。长官同士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要讲道理，要说服教育，不要打人骂人。”毛泽东以婆媳关系比喻说，“婆婆折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去折磨媳妇，媳妇满意不满意呢？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会不满意你们，那还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
5月间，毛泽东在寻邬县马蹄岗召开红4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总结了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二、干部要深入群众；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七、赏罚要分明。
为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红4军政治部于4月在会昌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对宣传员的职责作了具体的规定。〔12〕
1930年5月2日，红4军攻克寻邬城。毛泽东一面部署部队在附近地区分兵发动群众，一面抓紧时间调查研究，写成8万余字的《寻邬调查》。同月，他又写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徐特立回忆说：
红军打下寻邬县城时，毛泽东以为红军不单是打江山的军队，还是群众的军队，应该改造群众的生活。打下一个城很容易，改造群众生活就是一个历史问题，就要有一个历史的了解，要有一个长期的耐烦的工作。首先就来一个彻底的调查。除集中力量向群众调查外，毛泽东还亲自和寻邬的商会会长谈了一天，与寻邬县衙门六科的人员谈了一天，还找了一个老秀才谈了一天，他写有《寻邬调查》，我曾经看过一次。
毛任中央政府主席时，曾经和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两个乡主席谈了七天，写了一个小册子，后来在《斗争》上发表了。这次的谈话，得到了改造乡苏维埃的具体材料，这种材料是历史上没有的。毛泽东从最下级的乡主席那里得到了过去人类没有发现的财宝。
我是1930年年底到江西的。这时江西还是游击区域，政权在区乡。毛泽东认为游击区域应当有带游击性的教育，要我编识字运动的办法。其中有一个小问题他和我讨论了两次，一直到彻底得到解决才中止讨论。这一问题就是怎样教文盲写字，模范字怎样写。这一小问题，本不值得他过问，而他丝毫不放松。因为文盲是广大群众问题，我们放松了一点，就是广大群众受了损失，就不是小问题了。〔13〕
刘显义回忆说：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有一次我们打到进贤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会上毛泽东问大家寻邬县城有几家卖豆腐的、几家卖布的。毛泽东还问大家寻邬县城有几家卖杂货的、几家卖猪肉的。毛泽东问我们，大家都说不知道。毛泽东问团长，团长也说不知道。毛泽东问政委，政委也说不知道。后来毛泽东问地方工作的同志（那时每个团政治部里面都有这样的同志，专门做社会工作，专门搞社会调查）。可是对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他们也回答说不知道。后来还是毛泽东替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毛泽东把每个问题都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具体，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也感到非常敬佩。毛泽东是怎样知道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我们打进寻邬后，毛泽东也来到寻邬，并且立即找了几个人来调查，所以毛泽东很快就把寻邬各方面的情况都搞得一清二楚。〔14〕
注释
〔1〕十大纲领，即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条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