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升太后
避暑山庄是皇帝的一个大好去处,尤其是身受内忧外患双重煎熬的咸丰帝的一个最佳避难所。这里有明净的湖水,绮丽的山色,精致的殿阁,可人的嫔妃。咸丰帝乐在其中,忘却了世间的繁嚣。他视北京为畏途,一再推迟回銮的日期。在这里,他仍然过着青年皇帝不懂节制的放荡生活。肃顺们不仅不加劝阻,且窥其所好,百般迎合,以阻止咸丰帝还京。
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加之京城失守,北逃热河,心情更加郁闷。虽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也解不了心头的烦恼,且病情愈来愈重。
面对此情此景,最焦躁的是懿贵妃。她不满肃顺们在热河的所作所为。
肃顺与懿贵妃的矛盾冲突大约是在热河行在时开始的。
有一种记载,是说由于宫份的减少引起了懿贵妃的不满。膳档记到,九月以后,各地进呈到热河行宫的鹿肉、黄羊、熏肉及卤虾等,咸丰帝在分赏时,都有皇后的份,却经常不给懿贵妃。个中原因不好猜测,但是,肃顺掌管此事,懿贵妃因而迁怒于他是可以想见的。
其实,最使懿贵妃不满的是咸丰帝曾想对她行钩弋故事。所谓钩弋故事,就是汉武帝幽闭钩弋夫人的事。钩弋夫人,汉代河间人,姓赵,汉武帝的妃子,封号婕妤,史称赵婕妤。因居住在钩弋宫,被称为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因生子颇受宠爱,汉武帝欲将其子立为太子,然而害怕将来主少母壮,母后干预朝政,因此借故将她幽禁,钩弋夫人后来死于云阳宫。汉武帝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钩弋故事的中心意思是杀母而留其子。
据《清稗类钞》记道:
(懿贵妃)有机智,遇事辄先意承旨,深嬖之。未几,生穆宗(同治帝),进封为妃。迨贵,渐怙宠而肆骄,久之,不能制。适粤寇难发,文宗(咸丰帝)忧勤国是,丛脞万端,乃得以弄权宫掖。文宗浸知之,渐恶其为人。肃顺者,才略声华为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钦(懿贵妃)知文宗且疏己,隐冀得肃以自援,而肃则以谂知后之往事,良轻后(懿贵妃),后因是衔肃。一日,文宗于宫沼为春日泛舟之戏,后(懿贵妃)自陈寓南方久,习操舟技,乃亲理篙楫以侍。讵文宗立未定,而后篙遽下舟为之侧,文宗颠堕水,创其足,文宗乃深憾后。会又有间后者,以那拉将覆满洲诅咒之说进。文宗乃拟致之死,尝谓肃曰:“朕不日将效汉武帝之于钩弋夫人故事,卿谓何如?”肃(肃顺)禁齘(xiè,音谢;牙齿相磨。禁齘,闭紧嘴),不敢置一词。后(懿贵妃)闻之,愈衔肃(肃顺)。(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第382页)
这一段写了四层意思。
第一层,是说咸丰帝由宠爱到厌恶懿贵妃的原因,主要是因她“弄权宫掖”;
第二层,是说懿贵妃想笼络肃顺,但肃顺很轻视她,于是他们之间结下了冤仇;
第三层,是说咸丰帝因懿贵妃操舟落水而怀恨在心,并萌生效钩弋故事的想法;
第四层,是说咸丰帝把此想法同肃顺商量,肃顺十分恐惧,闭紧嘴,不敢多说一句话,以免贾祸。但是,此事传到懿贵妃的耳朵里,懿贵妃更加仇恨肃顺了。
《十叶野闻》记道:
帝(咸丰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轻佻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政,破坏祖制。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待之。醇王(醇亲王奕)夫妻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己矣。(许指严:《十叶野闻》;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74页)
这里是说,咸丰帝同肃顺密谋,要对懿贵妃施行钩弋夫人故事。醇亲王奕及其福晋亲自干预此事,以身家力争,懿贵妃才得以不死。但懿贵妃已经觉察到肃顺要排斥自己,引起了她的警惕。醇亲王奕是咸丰帝七弟,醇亲王奕的夫人则是懿贵妃之妹。因此,他们才关心此事,也才能说上话。
以上出自野史的记载,有真有伪,但效法钩弋故事一说,似应视为信史,且这一说法,为文艺家们留下了艺术创作的空间。
肃顺(1816—1861),字雨亭,豫庭。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郑亲王乌尔泰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委散秩大臣。后任前引大臣、署銮仪卫銮仪使,奉宸苑卿。此时官职低微,不为所重。
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入内廷供奉”,从此发迹。擢内阁学士,兼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肃顺“善于迎合上旨”,常常和咸丰帝谈论天下大事,直抒匡见,“言无不尽”,表现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的才能,得到咸丰帝的赏识。咸丰四年(1854),授御前侍卫,升迁工部左侍郎,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礼部左侍郎。咸丰七年(1857),历任正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充阅卷大臣,赐紫禁城骑马。八年(1858),调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九年(1859),代理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年(1860),授御前大臣,代理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命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逐渐成为清廷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
顺插一笔。清朝的内阁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兼殿阁及六部尚书衔。殿有三个: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阁有三个: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都从尚书本衔,从一品。一般以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为“拜相”,是文臣最高的官位。公私礼节上,都以“中堂”称呼。但本身没有实际职务,如果不是在外兼任总督、在内兼任部务,就等于空的荣典。内阁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有些类似现在国务院的国务委员。肃顺就是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地位崇隆。
肃顺出身于皇族宗室,但他十分轻视那些庸庸碌碌的满族亲贵,认为“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只知道要钱”,他主张任用有能力的汉人。他刻意结纳名流,延揽人才,对一些汉族文人极为谦恭。是时湖南名士王闿运、高心夔、李寿榕等人与肃顺关系甚密,他们“日夕参与肃邸密谋”,议论时局,裁量人物,通报信息,有“肃门五君子”之称。同时,肃顺举荐陈孚恩、匡源、焦佑瀛、黄宗汉等汉族官僚参与政要,培植起一批以汉员为主的亲信势力。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势很猛,肃顺建议破格任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得到咸丰帝的旨准。重用汉人,这是肃顺主张实行的正确政策。
当时的官场是吏治腐败,贿赂公行。肃顺很想整饬吏治,以挽颓风。
此时,恰逢戊午科场案,肃顺便大显身手,加以整治。这个案件和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柏葰紧密相关。咸丰八年(1858)八月,军机大臣柏葰任奉天乡试正考官。十月授文渊阁大学士。这时,戊午科场案发,柏葰被革职查办。原来戊午科场发榜,有一个戏子平龄竟然中式第七名,舆论哗然,都认为其中必然有鬼。咸丰帝命郑亲王肃顺、怡亲王载垣、吏部尚书陈孚恩等查办。经查,柏葰的家人靳祥营私舞弊,调换考卷。而柏葰年老,过于相信这个家人。案情明朗,就将柏葰交刑部监禁。柏葰是一位资深正直的老臣,多年任军机大臣。随着肃顺、载垣、端华权势的增加,军机大臣对他们只能拱手听命。惟柏葰“不甚迁就”,与肃顺等人不和。肃顺等人欲借此事,“兴大狱以树威”。
咸丰帝认为柏葰有“失察”之罪,当受免职处分,不想穷究。而肃顺等人则认为,“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力劝咸丰帝将柏葰正法。咸丰帝听从了肃顺们的建议,认为“情虽可原,法难宽宥,乃如所请”,将柏葰等正、副考官一同问斩。其余有关人员或放或杀,也受到了严厉惩治。此案将大学士柏葰处以极刑,显然过重,这里包含了肃顺们打击政敌的政治斗争的因素。
咸丰九年(1859),肃顺派员核对宝钞处“五宇”欠款,与官钱总局所立存档不符。“五宇”字官号和“乾”字官号,都是经管收发兵饷等款项的宝钞处。现在发现了“五宇”字官号的问题,肃顺奏请查办。结果查出“五宇”官号司员蒙混欺诈,侵吞巨款。经肃顺奏请,将台斐音、王正谊等撤职,商人张兆麟等革职严讯,“一时司员、商户等被抄没者数十家”,并请严究失察之户部各堂官。此案“波及至数百人,系狱至两三载,南北两监,囚为之满”,这样的大狱有可能牵连了一些清白者。
以上两个大案的究治,雷厉风行,震动全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腐败、稳定政局的作用,肃顺等人也由此成为了咸丰帝的身边重臣。当然,肃顺等三人办案,也有排斥异己、震慑政敌的意图。同时,和许多有能力的人一样,肃顺也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因此,肃顺等人也必然树敌过多,这就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肃顺等人极力主张咸丰帝北逃热河。而奕䜣、文祥则坚决反对,“有云先杀肃顺而后去者”,但最终咸丰帝还是北逃热河了。
逃到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帝对时局一筹莫展,变本加厉地纵情声色。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让他同诸列强谈判,以便得到诸列强的谅解,好班师回京。
但是,三十一岁的咸丰帝,由于不加节制,病情愈益加重了。一年间,诸病缠身,每况愈下,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皇权的交接问题。他思忖着,皇后慈安方二十六岁,懿贵妃仅二十八岁,皇子才六岁。如他一旦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孤力单的孤儿寡母。咸丰帝必须设想一个万全之策,以使皇权不致旁落。
结合历史经验,经过苦思冥想,他首先设计了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
咸丰帝追溯到了幼年即位的先祖——只有六岁的顺治帝福临和八岁的康熙帝玄烨。他总结历史教训,感到顾问班子二人不行,太少。即如五十二岁的皇太极龙驭上宾后,其第九子、六岁的福临即位,辅政大臣为睿亲王多尔衮和同姓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是皇太极第十四弟,即是福临的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三弟舒尔哈齐第六子,是皇太极的叔伯兄弟,即是福临的叔伯叔父。后来,多尔衮排挤了济尔哈朗,攫取了皇权。这就是说,二人如其中一人图谋不轨,排挤另一人,极易造成皇权由该人独揽。
那么,顾问班子四人行不行呢?也不行。即如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患天花死,八岁的玄烨登基。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玄烨一起主政。孝庄太皇太后鉴于前车之鉴,第一不敢用同姓王,第二不敢用叔辈王。而特意任命了异姓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参与辅政。但经三下五除二,大权还是被狂妄专恣的鳌拜独揽。只是后来工于心计的康熙帝玄烨,在韬光养晦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智擒了专横跋扈的鳌拜,才使皇权归一。可见,四人也是不行的。
鉴于此,咸丰帝考虑索性设立一个八人的庞大的顾问班子,以使他们互相牵制,免得大权旁落。顾命大臣如此之多,这也是咸丰帝的一个创举。
于是,他在临死前口授遗嘱,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赞襄政务”。
《清文宗实录》记载:
(咸丰十一年七月辛丑)上不豫,皇长子朝夕侍侧,上仍治事如常。壬寅(十六日)子刻,上疾大渐。召宗人府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承写朱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癸卯(十七日)寅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清文宗实录》,第356卷)
“大渐”是病危之意。这是说,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病危的咸丰帝发下谕旨,命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其实,咸丰帝此时发下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军机处上谕档》记道: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
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
此道上谕之后附注如下:“本日子刻,大人们同内廷王、御前大臣一起寝宫召见,面谕并辅政一道,写朱谕述旨后发下,即刻发钞。”(《军机处上谕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这是以备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
第二道谕旨。《军机处上谕档》记道: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
皇长子御名(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此外,在《随手登记档》里也写得很清楚。在七月十六日立皇太子和派八大臣辅政两道谕旨后,该档记道:
本日子初三刻,寝宫召见共一起。御前大臣载垣、景寿、肃顺,内廷王端华,军机大臣穆、匡、杜、焦。面奉谕旨,写朱谕递上。发下,当即发钞。
《上谕档》的附注和《随手登记档》的记录是一致的。咸丰帝在病危之时,头脑清楚,传谕明白,只是不能拿笔了。但大臣们根据他的口授写了谕旨,经他本人过目后,才发了下来。两道谕旨无疑是咸丰帝本人意志的体现,并不是八位大臣的矫作。
从谕旨看,顾命的八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他们的实际首领是户部尚书肃顺。
咸丰帝将皇位交给了皇长子载淳并特派八大臣辅政之时,咸丰帝还是感到仍不可靠,必须给予皇后和皇贵妃以特别的权力,也使她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自保,并借以保护皇子。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赞襄政务王大臣交给内阁一片,公布了一个重要内容,文称:
本日,本王大臣等批旨缮递后,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希贵衙门于发钞后,敬谨收存,按月恭缴本处。此交。
符信就是凭证,两方印代替了皇帝的朱笔。谕旨上下只要加盖了两方玉玺,谕旨就是皇帝本人意志的体现。
因此,咸丰帝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同道堂”印由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谕旨方才生效。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
“御赏”印与“同道堂”印
《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道:
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佚名:《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总36号,第85页)
《清后外传》记道:
文宗(咸丰帝)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后(慈安)及帝。后曰御赏,帝曰同道堂。凡发谕旨,分钤起讫处。同道堂印后由孝钦后(慈禧)执用,想因穆宗年幼,故孝钦代钤。母后圣母,两宫分负其责焉。(金梁:《清后外传》,第216页)
咸丰帝赐给皇后和幼帝的两方印是有深意的。他遗命八位王大臣辅弼幼主,而不是一二位,说明他考虑到了不使权力倾斜于一二人之手,造成王大臣大权独揽的局面。因为人多,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使八大臣一心扶持幼主,又赏给了皇后和幼帝两方印,代替朱笔,不钤印的谕旨不生效。这就授予了皇太后与幼帝以某种程度的否决权。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寅刻,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文宗升遐,上稽颡大恸,擗踊无算。扈从诸臣,尊奉谕旨,请上即正尊位。上号啕仆地,良久方起”。匆促间,六岁的幼帝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
咸丰帝病逝后,主政大臣立刻颁布遗诏。遗诏进一步强调了皇位的嬗递与大臣的辅弼,都是咸丰帝钦定的,是合法的。据《清穆宗实录》记载,上谕曰:
本月十六日子刻,力疾召见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特命承写朱谕,立朕为皇太子。(《清穆宗实录》,第1卷)
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清穆宗实录》记道:
甲辰(七月十八日),谕内阁:朕缵承大统,母后皇后(钮祜禄氏)应尊为皇太后。圣母(懿贵妃那拉氏)应尊为皇太后。所有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查例具奏。(《清穆宗实录》,第1卷)
自此,皇后钮祜禄氏称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称为圣母皇太后,通称两宫皇太后,或两宫太后。两宫太后,尤其是圣母太后那拉氏,对幼帝掌政、八臣赞襄的权力格局,很不满意。她们感到皇权没有真正掌握在她们的手中。孤儿寡母,势孤力单。两宫太后决定联合起来,试图夺回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