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动身吧
到此为止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别人为他在俄罗斯山
举办的生日宴会上，那时他30岁刚出头。
旧金山，我们称为“那个城市”。这里的灯光跟帕洛阿尔托不一样，斜射、发黄，比帕洛阿尔托的灯光更柔一些。那栋房子也更漂亮：房间宽敞，羊毛地毯沿及四壁，还有当时我见过的最大的电视机。后院的草坪几乎被一个圆形金属支架的高大蹦床占据。
父亲站在蹦床上，身穿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
“嗨，想玩吗？”他朝我喊道。
我走了过去，有一个人（不是我的母亲）把我举起来。我抬高双腿，刚好够到蹦床边缘的布料，我的脚趾像袋鼠一样蜷曲着。蹦床像个小型游泳池一样大，表面光滑如镜。我原以为我跟父亲两人会像我在上体操课时那样跳，可蹦床上同时有两个人，节奏不规则，会相互影响。我尽力控制自己的跳跃轨迹，但半空中还是差点跟他撞上。他的动作不协调，不知道怎么起落。他这样跳，对我俩来说都很危险，而且，蹦床四周还没有防护网。我们可能会掉到草坪上，砸在宾客身上，或者飞出后院的围栏。我体重较轻，所以，飞出去的人很可能是我。更严重的是，我们俩可能会同时飞出去，然后我砸在他的身上。我当天穿了一条黄色短裤，跳跃时，短裤兜风卷起，我担心他和下面草坪上的宾客会看见我的内裤。可我要是双手按住短裤，又显得太过滑稽，跳跃的动作也会变形失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跳到了最高点，因为每次跳起都伴随着下落，仿佛被人在下面拉扯着一样。
有两次，我们俩是同时落在蹦床上。我暗暗祈祷，千万不要有身体碰触，那样就显得过于亲密了。在外人面前，我刻意避免与父亲的意外亲近。半空中，他微笑着看我。
我掉下，他弹起；他掉下，我弹起。蹦床下面，有人为我们拍了张照片。我们俩跳啊跳啊，最后他对我说：“好了，孩子。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嗨！史蒂夫”
母亲给我讲过一件事，那是她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
父亲是被人领养的。20多岁时，他曾寻找生身父母。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寻亲的事几乎没有进展，最后，父亲找到了当时负责接生的医生。他已经找了太久，所以，他将其视作最后的机会，要是再无进展，他就注定与亲生父母无缘了。
他去见那位医生，问生母的名字。医生说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能告诉他，因为此举违反保密协议。
父亲从医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没有立即回去，而是打算再等等，看看有没有转机。与此同时，医生坐在桌前写了张纸条：“等我死后，请转告史蒂夫·乔布斯，说我认识他的生母，她叫乔安妮（Joanne）。”还在纸条上写了她的联系方式。
四个小时之后，医生死于冠心病。父亲拿到纸条，找到了生母，还得知自己有个妹妹，名叫蒙娜。
讲述类似的故事，易于把控事件的巧合。在讲到父亲逗留期间医生写下谶语时，母亲故意压低了声音。
我8岁时，又跟母亲搬了一次家，父亲每个月到我们家来一两次。那时父亲被迫从苹果公司离职，后来我听说，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即便我当时还小，也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沮丧，走路的样子变得很滑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那时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名叫NeXT，生产计算机软硬件。我还知道，他还有一家电脑动画公司，名叫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皮克斯制作了一部里面有大小两个台灯的动画短片，大获成功。但这点成就，无法与苹果和NeXT相比。
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之所以来找我们，是因为他世界级的成功事业遇到了挫折。她认为，父亲只有在事业受挫、在外失利时，才会想起我们母女俩，继而来家里探望，想在我们身上找到慰藉。他似乎在事业狂飙突进时忘记了我，受阻时才又想起我。
父亲过来时，我们俩一起在附近滑旱冰。母亲也陪着我们，因为那时我对父亲知之甚少，单独跟他相处让我感觉很怪异。他通常是下午过来。他来的时候，汽车轰鸣着开进我们的私人车道，停在红瓶刷子树前，震得房子及对面的篱笆都瑟瑟发抖，空气中洋溢着激动的气氛。他开着一辆黑色的保时捷敞篷车，车停下时，发动机由轰鸣变成呜呜低吼，熄火后才安静下来，显得周围越发宁静，只听得到鸟鸣的声音。
“嗨，史蒂夫。”我打招呼道。
“嗨。”他应道。
我喜欢他走路的样子：脚尖发力，身子前倾，一颠一颠的，他的外表干净利落。
我盼望着父亲的到来，为之牵肠挂肚。他离开后，我还总想他，但每次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之间总有种怪异的宁静，就像他的保时捷熄火之后那样。他不太跟我说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跟母亲交谈，但中间会有长时间的静默，只听见旱冰鞋轮子在人行道上的摩擦声、鸟鸣声、汽车声和旁边草坪上吹落叶机器的声音。
我们在街区的街道上滑行，树影斑驳，旁边院子里种着灯笼海棠，花瓣绽开，雄蕊垂下，仿佛身穿舞会礼服和紫色鞋子的女子。有些街道两边种着巨大的橡树，有些树的树干因内力或地震而开裂，弯弯曲曲的裂纹里满是亮闪闪的黑焦油。
“看，焦油里映着天空。”母亲对我和父亲说道。真的，在天空的映衬下，条条焦油就像浅蓝色的小河。
跟母亲两个人在一起滑旱冰时，我总是很健谈，但跟父亲在一起时，我就变得沉默寡言了。
父亲的旱冰鞋跟母亲的一样，鞋身是褐色磨绒牛皮，红色鞋带交叉穿过金属扣眼。我有时滑到他们身前，有时跟在他们身后。母亲谈起旧金山的一所大学，说想去那儿上学。父亲在人行道或街道上的裂缝处总会绊一下，对我来说，滑旱冰就像跑步、游泳一样简单。母亲的旱冰鞋的后刹车片早就磨平了，前刹车片（像橡皮一样的那块）也磨掉了一半。她双脚迭进，直行一段之后，稳稳地停在一个停车标志前，就像弗雷德·阿斯泰尔的舞步一样。而父亲的旱冰鞋的刹车片都是新的。
“你会用刹车片吗？”我问他。这时我们已接近一个停车标志。
“我不用刹车片。”他答道。只见他直直地朝标志杆冲过去，实实在在地撞在前胸上，双臂搂住标志杆，绕着它转了好几圈，磕磕绊绊地停了下来。
经过种有灌木的院落时，父亲拽了一把叶子在手里，然后边滑边撒叶子。碎叶在我们身后连成一条线，就像《韩塞尔与葛雷特》故事里的情节一样。
好几次，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可当我抬头看时，他又把目光移开了。
父亲离开后，我和母亲谈论起他。
“他的牛仔裤上为什么全是窟窿？”我问道。他该把破洞都缝起来。我知道他有数百万美元的身家。在谈到父亲时，我和母亲不说他是“百万富翁”，而是说“数百万富翁”，一是因为那样更精确，二是因为知道精确的数字显得我们是“自己人”。
“上高中时，他的衣服也有破洞，不仅仅是牛仔裤。”母亲答道，“他就那样。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他来家里接我，我爸爸说‘小伙子，你长大后想干什么？’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怎么回答的？”
“他说‘做个流浪汉吧’。你外祖父听了，很不高兴。他想让我跟有上进心的男人交往，可你爸爸那时是个留着长发的嬉皮士，只想得过且过，做个流浪汉。”
母亲说，父亲说话口齿不清。“可能跟牙有关。”她解释道。她说，大多数人要么是上牙兜住下牙，要么是下牙兜住上牙，“但他的上下牙是直接相对的，多年的磨合使得上下牙咬合时严丝合缝，像锯齿，或是拉链一样。”
在他们俩上中学相恋时，甚至在制售可以免费拨打任意电话的蓝盒子之前，父亲就预言自己会功成名就。
“他怎么知道的？”
“他就是知道，”母亲答道，“他还说自己会英年早逝，估计40多岁就会死掉。”
他的第一个预言已经应验，所以我相信，他的第二个预言也会成真。我继而把他看作某种先知，一生与孤独和悲剧为伴（只有我们了解他的孤独和悲惨！）；他永远游离于光明和黑暗两端，没有中间地带。
“还有，他的手掌很平，这很奇怪。”母亲补充道。
我那时认为，父亲身上的种种怪异之处恰恰意味着他的神奇。他奇怪的走路姿势、拉链样的牙齿、破洞牛仔裤、平的手掌……这些怪象都被我赋予了神秘色彩，仿佛他不仅仅是跟别的孩子的父亲不一样，而是比他们更好。因为现在他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哪怕只是一周见一次面，也说明我之前并非白白等待。与那些始终有父亲陪伴的孩子相比，我会过得更好。
“大多数人到了二十来岁就不再长个儿了，可他还在长。”她说道，“我亲眼见到的。”
当然，父亲身上的种种特点并不协调：他富甲一方，却穿破洞牛仔裤；他事业有成，却寡言少语；他文质彬彬，却笨手笨脚；他声名显赫，却孤孤单单；他发明了一款电脑并以我为名，却对我视而不见，也不向我提起这件事。尽管他身上有种种矛盾和不协调，我仍将其视作一种特质，是他独有的个性。
“我听说，只要剐蹭了一下，他就会直接买新的。”我无意中听到母亲对罗恩说。
“新的什么？”我问道。
“保时捷。”
“涂点漆不就行了？”
“车漆不是那么简单的。”罗恩解释道，“你看原车漆是黑色的，就补上黑漆，那可不行。两种漆不一样，光黑色就有好几千种。所以，要是刮了，就得把整辆车都喷涂一遍。”
之后父亲过来看我时，我看着他的车，禁不住疑惑：这究竟是上次开来的同一辆车，还是全新的另一辆车？
蒙娜·辛普森
有一天，父亲到我们家来，还带来一个人。她身材娇小，相貌漂亮，身穿牛仔裤，留着红色齐肩直发，深蓝色的大眼睛，嘴巴挺大，笑靥如花。
“这是我妹妹。”他介绍道。她名叫蒙娜·辛普森（Mona Simpson），是一位作家。父亲的生父将父亲弃养之后才结了婚，几年后生了个女儿并把她留下来抚养。她跟我父亲性格投契，刚认识就一见如故，亲近得不得了。那时她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名叫《芳心天涯》（Anywhere but Here）。这本书连续数周占据畅销榜，还被拍成电影，由苏珊·萨兰登和娜塔莉·波特曼主演。乍看之下，史蒂夫和蒙娜毫无相同之处：一个高大，一个娇小；一个沉闷，一个活泼；一个男，一个女……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兄妹，只有两人同时笑起来时，才能看出一些端倪——他俩的笑容是一样的，还有相似的嘴唇，一样的大颗牙齿。
父亲的妹妹名叫蒙娜，对我而言这是天大的巧合。我们俩的名字合起来，恰恰是那幅世界名画《蒙娜丽莎》。这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啊！
在他们二人相认之前，父亲兄妹俩各自事业有成，但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俩有着不同的审美观，父亲购买昂贵的灯具、地毯、书籍，蒙娜则在跳蚤市场里寻觅古旧的水银灯、木雕、木兰花盘子、银边玻璃杯。
后来，在蒙娜的一再要求下，父亲为我和母亲租了一栋房子，比我们在麦尔维尔（Melville）住得好多了。也是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父亲把他在伍德赛德（Woodside）住的（我跟他生活期间也住在那里）小房子重新铺了地毯，粉刷一新。还是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父亲把我从原先的红毛地毯卧室换到了另一间卧室，这样我去上厕所时就不必穿过他的卧室。她给我买了一张新床，还主张让父亲给我们母女俩买栋房子。她一直站在我们母女俩这一边，为我们争取利益。她支持我母亲的艺术事业，格外关注并提升我的生活。她来我们家时，还带着对食物、饰品、衣物的热情。她能为我们找到最好的餐馆，吃当地最好吃的馅饼。她常常戴着同一副耳坠，长长的金链垂下，扫动着她的下颌。
蒙娜的父亲弃家出走，所以，她也是跟母亲长大的。我曾让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事，而在我听来，她的母亲简直是脑子有问题。有一次圣诞节，她母亲给男友的孩子买了礼物，却什么都没给她买，她母亲把她扔在路边，让她去餐馆点一份牛排，自己却驾车离开，因为她们没法付钱，我的母亲绝不会做这样的事。蒙娜的往事令我不禁战栗，仿佛站在万丈悬崖边上俯视，濒临危险的同时却安然无恙。蒙娜对我很感兴趣，她注意到我的品位并对此做出评价，说我很聪明，她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一千零一夜》。后来我想，她这样帮助我、为我争取利益，或许是在弥补幼年时自己缺失的爱。
蒙娜看着我时，仿佛对我的脸格外感兴趣，甚至在跟别的大人谈话时，她也会偶尔注视我片刻。有一次，我们在餐馆吃饭，我在一个盘子的垫纸上胡乱画了画，她却说我画得很棒，将垫纸拿走装框，放在她纽约的住处里。
我希望自己的人生也能达到蒙娜那样的高度，我长大后也要像她一样娇小玲珑，我也要在大学里学英语文学，我也要写作。
有那么一年的时间里，她每周都寄给我她写的长信，用的是厚纸、褐色墨水。她送给我的礼物也是把我当成大人：银长耳坠，柔色封面平装版的契诃夫文集、蒂芙尼的镶紫水晶金戒指。
这些礼物就像一扇扇窗户，为我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我渴盼跻身其中的世界。她的童年不幸福，但她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了人生的胜利者，那些送给我的礼物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担心，一旦她在我身上看不到自己幼年的影子，一旦她对我不再心生同情，她送给我的礼物和对我的关注都会戛然而止。
我上中学时，蒙娜又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一个普通人》（A Regular Guy），我那时15岁。付梓之前，蒙娜寄给我一份书稿，问我的意见，问我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受宠若惊，可当我开始读时，我却震惊了：书中的角色都像极了我和我的父母，而我的角色名叫“珍妮”。此前，我根本不知道她要写我们的事。上大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被人写成故事的经历。在文章中，我记录了蒙娜是如何收集我生活里的点滴，并将其纳入书里：她甚至连送给我的礼物都描述得巨细无遗，如一个古代中国的珐琅盒，蓝底，饰有菊花和五彩鸟。其他内容都是杜撰的（那本书是小说），但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令我反感。看到自己的事情变成了她笔下的白纸黑字，我甚是惊讶，甚至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仿佛她收回了给我的所有礼物。话虽如此，每当我读到蒙娜的书，总让我有提笔写作的冲动。
“人们习惯以小说的形式来叙述家事，”蒙娜解释道，“托尔斯泰就说过，小说的细节源于真实生活。”说这些话时，我们俩正坐在佛罗娜咖啡馆（Caffe Verona）里。我们俩到这家咖啡馆专门聊这本书的事，那时我还在上中学一年级。蒙娜得知我读过书稿之后心中不快，第二天就乘飞机从洛杉矶到帕洛阿尔托来跟我解释。
“作家就是这样的。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绝不会。”
“我很伤心。”我说道。读她的书，我觉得自己已没什么可写。我感觉被掏空了。“珍妮”不喜欢寿司，因为吃寿司时就像嘴里被塞进了一根舌头。书中的细节令我不快，因为她写得太好了，那些事仿佛就变成了她的，而不再属于我。
“你先前读书稿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不想让我出版呢？”蒙娜问道，“我可以修改，可以等一段时间再出版，甚至可以不出版啊。”可我那时只有15岁，怎么会想到，又怎么可能干涉她的事业。
现在，书的出版已成定局。
何况，由于心中不安，我只读了一半书稿。我根本不知道我这个角色结局如何，所以，即便提出意见也很可能会被她无视。
“你没读完？”蒙娜问道，松了口气，“你会喜欢的，珍妮的结局很好。”
“或许吧。”我答道。
“没准儿有一天你也会出书，那就把我的书写进去。”她对我说道。我一听，颇感惊讶：原来可以做到书中有书，仿佛俄罗斯套娃一样。原来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时间段，都还有内容可以挖掘。
在那本书的故事最后，珍妮身穿校服跟其他孩子一起冲进教室。她终于跟大家打成一片了。
拍照
罗恩认为我就读的那所私立学校过分强调素质教育，基础教育不扎实。他说服了母亲，于是，我们搬到了帕洛阿尔托学区，以便我在这里的公立学校上学。
我们的新家是位于一栋房子后面的公寓。我们原先租住的房子就够小了，新家比老房子还要小一半，但房间一样多，就像儿童游戏房似的。房子里铺着木地板，在我们入住之前，房东将其重新打磨上漆。地板呈干草黄色，闪闪发亮，仿佛沾了水。在此之前，我们住的地方都是满屋地毯。母亲一见到这地板就欣喜若狂，这让我颇为诧异，她在新房间里把我的儿童床安装好。
我们入住不久，一天晚上，母亲租来《神秘约会》，在新电视机上看，但她不准我看。在此之前，我们住的地方都没有电视机。她让我上床睡觉，我却悄无声息地掉了个头，把门敞开一条缝，隔着沙发偷看。
电影里，一个女人身穿破旧黑衣，头发像谷穗一般，戴着好几条项链。越看，我就越想变得像她一样。
母亲转过身来，发现了我在偷看电视。
“我就知道你在偷看，”她说道，“快去睡觉。”说罢，她走过来把门掩上了。
几天过后，我在一本杂志里看到一张图，或许是盖尔斯或Jordache的牛仔裤广告，图上有位女郎，她留着蓬松短发（或许是湿的），在空中跃起。她在半空中双腿劈叉，身下是黑色的沥青。她身穿T恤，砂洗的牛仔裤，我也想成为跟她一样的女孩儿。
一天，正当我和母亲在厨房里时，罗恩来了。家里的厨房正对正门，他一进门，就举起了手里的相机。
“别动，”他边说着边按下快门，“很好。”我们家没有相机。
开始时，他是抓拍，后来就让我们为他摆造型。我脸上的笑容都快僵住了。
在跟我和母亲相处时，罗恩总是过于坚持己见。母亲说他“犟得很”，仿佛只有极端的重复才能使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知道罗恩是个好人，他的摄影技术很好，没有歹心，还很大方。他给我和母亲买了两条金项链，她的粗一些，我的细一些，均是鱼脊形的双套链。他拍了很久，还对我们俩的反对置若罔闻，最终惹得我们生了气，把他拒之门外。现在，他又追到厨房里来了，一面是母亲和我，一面是急于拍照的他。我们对他冷眼相看，他却打开了闪光灯。
“罗恩，够了，”母亲说道，“不拍了，可以吗？”
母亲跑进了卫生间，我则躲在了墙后面。
“回来啊，”罗恩喊道，“再拍几张吧。”
罗恩不在这里过夜时，我就跟母亲睡在她的床上。其实我更想一个人睡在这张床上。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第二天，我问母亲。
“会的。”母亲答道。
罗恩把洗好的照片装在纸质信封里拿了过来。他刚进门，母亲就一把夺过他手里的信封，跑到沙发那里，坐下来翻看。我想抽几张来看，罗恩也想抽几张看看，但母亲蜷着身子把相片护在自己的怀里，一边看，一边把不喜欢的抽出来，塞到腿下面压着。
母亲深信，摄影师的核心视角就在其拍摄的照片中，好的照片意味着罗恩抓住了她的美，甚至是她的灵魂，丑的照片则证明他没有发现她的美，不懂得欣赏她，甚至不爱她。
“我看看。”我说道，从她背后探过手，想要取照片，但还是慢了一步：她把压在腿下的那些照片拿出来，撕作两半。
撕完后，她转过身来，冲我们耸了耸肩膀，得意地歪着脑袋，扬了扬眉毛。她知道这让我和罗恩愤怒且沮丧，但她却自鸣得意。在撕掉自己的照片后，她总是做出如此反应。
每当她这样做，都会触怒我。现在，我对她越发挑剔。我发现她走路时带点内八字，她的小脚趾外侧结了黄色的老茧，那些老茧坚硬且锋利，垂直于脚底板。她往沙拉里放了太多啤酒酵母，闻起来像灰尘密布的房间，而她做的蛋糕也总是塌的，因为她性子急，冷却时间太短。我曾经喜欢她咀嚼时鼻尖耸动的样子，还喜欢坐在她的腿上，听她咀嚼时发出的镰刀割草似的声音。但现在，我觉得这些都奇怪且不正常，我相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她也只能与罗恩这种档次的男人交往，她配不上我的父亲。继而我认为，她失败的感情经历完全是咎由自取：她不够漂亮，因而不可爱，也不会惹人怜爱，甚至还可能把我也抚养成那样。
我的父亲是乔布斯
新学校的教学楼是西班牙风格的单层建筑，灰泥墙、拱门和院子都是脏兮兮的。教室之间的走廊是露天的柱廊，地上铺着亮闪闪的水泥方砖。下雨的时候，积水就灌进院子和学校后面的围栏操场。我的老师是约翰逊女士（Miss Johnson），她是位年轻的女老师，我们是她带的第一批学生。她的金发沿脸颊垂下，刘海则是内弧形。她笑起来的时候，腮上会鼓起圆弧，仿佛嘴里含着好吃的东西。
此前我对效忠誓言一无所知，所以，当全班第一次起立宣誓时，我只是张了张嘴，滥竽充数。我发现，全班只有一个女生是坐着的，但她似乎不是忘了起立，而是坐得理所当然。
我问她这其中的缘故，她告诉我：“因为我是耶和华见证人。”
得知这件事之后，我也不再起立效忠宣誓了。
“你为什么不效忠宣誓呢？”有一天，约翰逊老师问我。
“我是佛教徒。”我答道。母亲说过，她和父亲都信奉佛教。
“哦，这样啊。”约翰逊老师应道。从那之后，她再也没要求我起立宣誓。
“并不是父母单方面选择了孩子。”母亲对我说道，这肯定是佛教的理论。“据说，孩子也会选择父母来投胎。”我“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投胎选择：父亲遥不可及，像闪烁的碎镜片一样；母亲如影随形，却咄咄逼人。或许的确是我选择了他们。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他们。
在学校里，我不可以提及父亲。
“以防被人绑架。”罗恩解释道。
母亲上高中时，学校里有个女生被人掳进一辆白色无窗的货车，手脚都被绑了起来。出城之后，绑匪到加油站加油，她借机打开车门，才逃出魔爪。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由于父亲的关系，我也可能被人绑架。可是，因为他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遭绑架的可能性似乎有些小，同时又颇为刺激。
在罗恩的催促下，母亲带我去警局采集了指纹。一个男警察捏着我的手指，先在黑色的印油里蘸了蘸，再将其按在一张纸上。为了精确地采集指纹，需要把手指肚来回滚一滚。我的手指很细小，每次他抓住我的手指在纸上按，我都有点疼。指纹采集好了，纸上留下了数个指肚纹路。母亲解释说，那就是我的指纹，全世界独一无二。她说，我的指纹是螺旋样的，又称“簸箕”。接着她给我看了看她的指纹，她是同心圆样的，像山脊线似的。
“我有个秘密。”我对学校里的几个新朋友说道。我故意悄声，让他们以为我是不愿说出口。我觉得，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关键就是轻描淡写。“我父亲是史蒂夫·乔布斯。”
“谁？”有人问道。
“他可有名了，”我解释道，“他发明了个人电脑。他住在大别墅里，开保时捷敞篷车，要是剐蹭了，他就会再买辆新的。”
话虽如此，但即便我自己听来，这事都不甚可信。此前我跟父亲少有相处，只有寥寥数次滑旱冰和来访的经历。如果有这样一位成功人士做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理应有光鲜的衣服、时髦的自行车。可我什么都没有，连我的姓都跟他不一样。
“他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款电脑呢。”我对朋友们说道。
“什么电脑？”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生问道。
“丽莎。”我答道。
“一款名叫‘丽莎’的电脑？”她说道，“我从没听说过。”
“因为太超前了。”我引用了母亲的原话，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超前。“后来他发明了个人电脑。你们可要保守秘密，要是让坏人知道了，他们就会绑架我。”
我耐心等着，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把这件事透露出去，起到欲扬先抑的效果。跟那些有父亲的朋友相比，我不记得曾感觉低人一等，我暗中拥有一个神秘的身份，在自怨自艾时，它就会发痒发痛，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继而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
有一次，我听说父亲被《花花公子》杂志评为“年度最性感男士”。我有选择性地吹嘘此事，因为我既不知道消息的真实性，也不知道这个头衔的确切意义。据我猜测，因为既有《花花公子》又有《花花女郎》两本杂志，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有裸体女郎的男性读物里被报道了，还是在有裸体男士的女性读物里脱光了。继而我得出结论，父亲应该是在《花花公子》里刊登了他的裸体照片。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不寒而栗。我想，所谓成长，就是要对类似情况泰然处之吧。
学校里一个名叫柯尔斯顿（Kirsten）的女生开始在课外尾随着我，嘴里念叨着“你爸爸是史蒂夫·乔布斯，你爸爸是史蒂夫·乔布斯”。
“别吵。”我对她说道。
但她不听。她有时是以嘲笑的语气在说，有时则像机器人一样嘟囔。我不胜其烦，但其骚扰也有好处：她广而告之的正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的事实。是她在替我吹嘘炫耀，我则是无辜的，甚至是受其折磨的一方。
“那个女生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如此问道，“她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可能是我告诉她的，但我是无心之过。
“你跟她说的？”
“我说漏嘴了。”我等着她大发雷霆，她却没有生气，只是疑惑不解。
“那更说不通了。”母亲分析道，“你告诉了她，现在她又反过来追着对你说？让她别再说了。这孩子真奇怪。”
一天下午，父亲又过来跟我们一起滑旱冰，他从NeXT公司捎来一沓贴纸，一共六份。贴纸很漂亮，又大又厚，由透明硬塑料制成，上面印着一个黑色的立方体，立方体上面是亮闪闪的四个彩字：NeXT。
“你可以把它送给学校里的朋友。”他说道。我激动坏了：这样一来，朋友们就会知道我并非是在杜撰自己的身世。
就在那段时间，约翰逊老师在班里搞了个活动，名叫“猜数字”，让学生们猜罐子里玉米粒的数量。我连续两次以全班最小的误差猜中了大概的数字。其实我只是在纸上写了几个数，我读不出来，因为我还不认识个、十、百、千的计数单位。母亲来接我放学时，约翰逊老师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们俩都以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神童。一周之后，我写的一首诗被选中，刊登在学校的周报上：“美丽的朝圣者，伟大的朝圣者，他们乘着五月花号，踏上我们这片土地。”一切好像水到渠成，我变成了自己梦想中的样子：像父亲一样有名并且幸运。
不久之后，父亲给我送来一台麦金塔电脑。他把箱子从汽车后座上拖出来，搬进我的房间，将其放在地板上。他看了看箱子，说道：“该怎么打开呢？”似乎他真的不知道，我禁不住怀疑他是不是这台电脑的发明者。
房间里光亮的木地板上，只有儿童床这一件家具，平行四边形样的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点点浮尘像半空中微小的火星。
他抓住顶部的把手，将电脑拉了出来，放在地上，靠近墙上的电源插座。
他抓起电源线，似乎很眼生的样子，说道：“我猜，应该把它插进去。”
他盘腿席地而坐，我则跪坐在他身边。他找到电脑的电源开关，按下开关，电脑启动，屏幕中央出现一张电脑的笑脸照片。接下来，他教我如何用电脑画画，画完后如何保存，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对另一款电脑——Lisa——只字未提。我担心他并未以我的名字命名电脑，担心那只是个误解。
“你想让别的同学都喜欢你吗？那就跟他们说，你去了NASA，还玩了飞行模拟器。他们会羡慕你的。”罗恩如此说道。他在NASA工作，是阿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的工程师，所以能把我带进去。几个月之后，终于等到了去NASA的日子。那天，骄阳似火，茶色玻璃门外面的白色石头都散发着热量。他为我拍照：在NASA的标志旁边、在接待处的桌子后面、在飞行模拟器门外。那时我刚刚在超级剪理发店剪成齐腮短发（我的姨妈琳达在超级剪连锁理发店担任经理，所以我们享受折扣）。
可是飞行模拟器关着。“该死，”罗恩埋怨道，“怎么非在今天呢，太不凑巧了。”飞行模拟器并不像飞机，更像是间办公室。操作台上有几根黄色、蓝色的操纵杆，但屏幕是黑的。
“这些模拟器太棒了，就跟真的在飞行一样。”他解释道。听他讲着，我却在想，是不是真的会有乘风飞翔的感觉，如果操作失误，是否也会有失事坠机的感觉。
“看着屏幕，假装全神贯注的样子。”他吩咐道。他拿起相机，为我拍了好几张照片。“把操纵杆一起拉下来，很好。你可以跟朋友们说，因为相机开着闪光灯，所以照片上看不到模拟器屏幕的样子。”
接着，他带我去吃午饭。那里的桌布都是白色的，水装在银质水壶里，用玻璃酒杯喝。他为飞行模拟器的故障向我道歉，我跟他说没关系。
他又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手肘支着桌面，小口地喝着水，微笑着。食物端上来了，我们开吃。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爱爸爸。
紧接着我又在下面做了澄清：不是罗恩，是史蒂夫·乔布斯。
在史蒂夫·乔布斯的下面，我又写道：“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我觉得这份爱就在我的胸膛里，如果它没了，我的心也会碎掉。
“准备好回家了吗？”
母亲被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工艺学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Arts and Crafts）录取了，她要在那里攻读学士学位。因为她星期三晚上有课，父亲就主动提出每周三晚上带我去他的住处。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单独相处，我们俩将住在他那占地七英亩、白墙闪亮的别墅里。
第一个星期三，我坐在教室里，心里又是激动又是难以置信。我上四年级了。我们换了老师，她叫济兹曼（Keatsman）。她坐在教室前面，因为学生们的顽皮而内心备受煎熬。她一圈圈地捻着手指上的金戒指，戒指下的皮肤因之扭曲。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放学铃响时，我第一个冲出校门，四处寻觅一辆白色本田思域。父亲让我上这辆车，他的秘书芭芭拉（Barbara）会过来接我。
那辆车就停在校门外的路边。我走出校门，她从车里弯腰看了看我，摇下车窗。
“你是丽莎？”
“你是芭芭拉？”
“是我。”她答道，把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打开了。
她开车带我去父亲的公司。她一只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握住车挡，我发现，她的手指甲是红色的。她身穿长裙，女士衬衫，左右两条布在衣领处打成领结。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很有光泽，刚刚齐肩。她戴着眼镜，我喜欢在她身边。后来我发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都喜欢跟父亲的同事相处，他们都对我和蔼温柔，跟他们在一起，比跟父亲在一起更舒心。他们大都富有人情味，还很谦逊。我想，父亲一定是喜欢他们的人品，所以才选择跟他们做同事，但他自己的性格却罕有以上特点。芭芭拉虽然比我母亲大不了几岁，但她稳重而成熟。
到了公司里，我被带进一个大房间里，坐在中间的地毯上。房间四周是白色的水泥柱子，四周有几个矮沙发、一株绿色植物，玻璃墙外是很多间办公室。房间里有股新油漆和新地毯的气味。芭芭拉给我拿来纸和彩色铅笔。从我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地板的另一边，跟其他办公室一样大小，门开着，我能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不断有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谈一会儿，出来后在我身边停一下，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一切妥当，还看我画的画。他的办公室里有活动百叶窗，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拉上的，所以我看不到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但是我能听到他说话。有时候他会走出办公室，朝我挥手微笑，每次我都以为他是要带我离开，可他随后又走回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里都有白色书写板。父亲跟人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声音很大。天色暗了下来，他的办公室跟同侧的其他办公室一样都灯光耀眼，天色越暗，越显得明亮。
“我带你看样东西，”其间他走过来对我如此说道，“把书包放在这里就行。”我跟着他下了楼梯。楼下也是一些房间，但都关着门。我们经过一面墙，墙上挂着白板，白板上贴着员工照片，照片下有名字，名字旁边是一串数字。
“别的公司对员工的收入都是藏着掖着，讳莫如深。”他解释道，“我们这里则是公开，每个人都能看到，避免了各种猜疑和风言风语。”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地下办公室。这里屋顶很低，有一排排桌子，桌子上有很多电脑，有几个人站在桌子四周。其他人大概都已下班回家了。他向大家介绍我，说我是他的女儿，然后他们开始交谈。他们的语速很快，我也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
“看这里，”父亲对我说道，指了指一个大屏幕电脑，“再看这里，这里。他们的装配工是个瞎子侏儒吗？”他指的是大显示屏上的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商标。他之所以如此抱怨，是因为每个屏幕下缘的商标都贴得不齐整。
看他不平的样子，我就纳闷，既然如此不满，当初为何要买呢？
“我们要用他们的电脑，来生产我们自己的电脑。”他解释道。哦，用电脑生产电脑，我明白了。
接着他向在场的人道别，带我回到楼上。
我以为这就要回家了，可他把我带到放书包的地方，又走进办公室里，打起了电话。
“准备好回家了吗，孩子？”
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深夜。芭芭拉早就下班走了。离开之前，她过来看我，把挎包按在腿边，以防滑落，然后蹲下身来问我画的是什么。房间的冰箱里有芬达汽水，我喝了很多瓶，晕晕乎乎的。
一想到要跟父亲去他的大房子，单独与他过夜，我就心绪不宁。夜幕降临时，我尚未想到——我们距离他的房子还很远，还没走进家门。
伍德赛德距离帕洛阿尔托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这里是一片林地，有人在这里养马。父亲的房产占地七英亩，是套别墅。
七英亩，这个数字听着是如此广阔，比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大。
他的房子是西班牙风格，外面抹着白灰，正面是个旧铁门。铁门上了门闩，得亲自动手打开。门里有根旗杆，但上面没挂旗子。房间都很大，很黑，都空荡荡的。两面墙上都有大窗户，不然的话屋里罕见光亮。我早就知道这间房子的采光情况，那还是在几年前的一个白天，他刚刚买下这栋房子时，我和母亲跟他一起看过。
这次，父亲让我把泳衣也带着，以备游泳时穿。但几年前荒地里脏池子那一幕仍令我心悸不已，池子里现在还漂着死虫子和动物尸体吗？
伴着恐惧而来的，还有别的思绪，那是一种狂喜的期盼：今晚的某个我无法预测的时刻，他会对我说“我们走吧”，然后带着我走下宽阔的楼梯，穿过新布料的化学味道，走进芬芳的夜里，然后坐进他的汽车，呼啸而走。第一次，没有别人，只有我们父女俩，向着他的七英亩别墅飞驰。
汽车的折叠车篷盖好了，通风口里呼呼地吹着热气。动身时，我想着：我终于跟父亲迈出了相处的第一步。我是丽莎，我跟父亲在一起，我们正行驶在山峦掩映的夜里，身在干草的芬芳之中。我把自己的经历默默地讲给自己听，我不知道这些经历最终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它非同一般，或许意义非凡。
我心中惴惴，不敢说话。车里黑漆漆的，除了圆形的仪表盘、上面的指示灯和抖动的指针之外，什么都看不清。而这仪表盘是我见过的所有汽车里最漂亮的，在微微的颤抖中，仪表行走准确，发出白色的光。父亲开车轻重得当，汽车稳稳地趴在路上，但他加速很快，毫不犹豫。
父亲打开音响，把声音调得很大，放的是一首披头士乐队的《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车外凉爽的夜风一丝丝地钻进车里，跟通风口喷出的热气交织在一起。我找到座椅一侧的调节钮，把座椅调到最高最靠前，车里有种肥皂的香气。我的屁股和大腿感觉越来越热，皮质座椅上有一些点状小孔，热气一定是从那里面冒出来的。
我们沿着沙山路（Sand Hill Road）行驶，从高架桥上越过280高速路，驶入幽暗的山地，空气中全是草地的味道。遍是红杉的山脊映在明亮的夜空里，山的轮廓犹如锯齿一般。一路上，父亲既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我绞尽脑汁地想找些话题，却又难以开口。我想立刻跟他亲近起来，就像别的父女一样，我想要滔滔不绝地聊天，想要你来我往地问答，想要他对我的关注。我等这一刻太久了，现在终于和他有了相处的机会，却感觉有点为时已晚。
在他的沉寂中，我再度泄了气，失望之情慢慢涌起。我全神贯注于他的点滴细节，却迷失了自己。
我看着他握住方向盘的双手，他的手指很好看，第一指关节下面长着黑色的细汗毛，大拇指的指甲很宽。他跟我一样，都喜欢咬指甲及两侧的死皮。他不时地会咬一咬牙关，腮上便会出现抖动的纹路，像池塘水面下游动的鱼。
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唯恐因为紧张变了声调，让声音听起来刺耳，也怕他对我的话置之不理。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对他说，只要他开口问我，我就会对他倾诉衷肠：我在学校里不效忠宣誓，因为我说自己信仰佛教；济兹曼老师喜欢转手指上的戒指；我6岁时，在波托拉谷的陡坡上，母亲开车时让我把着方向盘；我猜中了罐子里的玉米粒数；我如何学着杂志封面女郎的样子跳跃；小时候，母亲在银行排队时，或是在博物馆里欣赏画作时，我就在一旁的硬地面上倒立（头顶地面，一下倒翻身体，所以不会磕到头）以打发时间……可这些往事在此刻是不合时宜的，我不想破坏这气氛。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终于，我打破了僵局。我的手指在颤抖，心吊到了嗓子眼。其实我后面还准备了两个问题：我们晚饭吃什么？你平时都吃什么？
“还好，谢谢关心。”他回答道，不以为意，看都没看我一眼。说完他就再度陷入沉默，仍是不看我。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路边橡树的树冠鱼贯映入眼帘，待我们经过后，又陆续隐入黑暗里。
一辆车从山路上下来，向我们迎面驶来。父亲轻拨了一下方向盘旁边的一根操作杆，只听一声清脆的咔嗒声，我们的车灯变暗了。待来车经过后，他又拨了一下，车灯再度变亮，照亮视野里的树林。此前我从未见过会车时变换远近光灯，因而对他优雅的驾车习惯大为敬佩（第二天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她却说每个人在会车时都会变换远近光灯）。
我们驶上芒廷霍姆路（Mountain Home Road），又拐上一条两侧有白色柱子的路，柱身有粼粼裂纹，柱子也不是竖直的，歪歪斜斜，在夜色中呈银白色。接着，父亲的别墅就出现在视野里了：那个有旗杆、有大门的白色的房子。
院子里有两个汽车般大小的板条箱，里面种着两棵大树，像盆栽似的。蓬松的树冠像云朵一般，树干都是定过型的。我随着父亲走进前门，来到拱顶大厅里，从这里可以到达四面八方各个房间。前门是原木所制，摸一下的话很可能会被木刺扎到。跟我上次来时相比，这扇门似乎更大、更沉重了。
父亲打开灯，开关的咔嗒声在瓷砖地板上回响。暗淡的灯光下，只见宽大的楼梯及其弧形扶栏一路向上，消失在楼上的黑影里。走廊的墙上，倚着一辆摩托车。双人黑皮车座、铬黄色车身，像只大黄蜂。
“这是你的车？”我问道。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是会骑摩托车的人。
“是。”他答道，“但我已经不骑了。你等会儿想去泡个热水浴吗？”
让我带泳衣来，原来是为了这个。看我仍有疑问，他带我去看了他的卫生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卫生间，以至于在此后多年时间里，我都将其视作奢华的标准：马桶上面是个独立的蓄水池；天花板上是立体星星外形的吊灯；摩尔式风格的瓷砖洗手盆，上面有密集多彩的花纹；水龙头的把手是青铜翼状。浴室里灯光很暗，回声很大，屋顶很高，几乎高不见顶，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我四下里寻找马桶的冲水阀，只见一根链子连着一个白色的陶瓷把手，拉一下，马桶里就猛烈地冲下水流。
我又跟他来到大厅里。屋顶上是一排排黑色的屋梁，房间正中央是一架黑色的钢琴，盖子是掀起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盏灯、一个黑皮沙发。沙发很大，但跟房间一比，一下子又显得很小。隔壁有个大拱门壁炉，我无须弯腰即可走进去。壁炉上面是个餐具橱，白色的橱架直通屋顶，但里面空空如也。穿过弹簧门，是一间白色的大厨房。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这里是连绵不断的空房间，屋里全是霉菌和腐木的味道，也没有摩托车和钢琴。
父亲从冰箱里拿了两个盛着沙拉的木碗，还有一瓶褐色的果浆。除此之外，冰箱里再无他物，只剩白色而干净的储物架。他为我们两人满满地倒了两杯果浆，多到我喝不了的地步。接着，他把沙拉倒满到一个大盘子里，两种不同的沙拉并排摆放，半边是胡萝卜和葡萄干，另外半边是干碎麦和欧芹。
“每样都给你来一些，好吗？”他对我说道。我点了点头，从没有人一下子给我这么多食物。他是想让我都吃掉？
“还有这个，”说着，他举起一个绿色的方瓶子，“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橄榄油。”我不喜欢吃橄榄油，但我还是让他在我的沙拉上倒了一点儿。
他递给我一把大叉子，我们开吃。沙拉很冷，除了食材的原味再无其他。我们俩并排坐在厨房工作台前的长凳上，面对炉子，他边看报纸边吃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吃饱了没有，我说吃饱了，他便收走我的盘子和杯子（几乎还是满的），放到了洗碗池里。至于我吃了多少，他一句话都没说。
“换上泳装吧。”他说道。
我们俩从另一扇门走进门廊，又穿过好几个空房间，走上一段楼梯。楼梯刷的是白漆，有几处地方已经褪色了。
“下面得摸索着走了。”他说道。灯的开关在楼梯下面，走上楼梯就没办法关灯了。说罢，他把灯关掉了，周围顿时伸手不见五指。楼梯吱嘎作响，我双手扶墙，摸索着往上走。“轰！”他出声吓我，接着又学起鬼叫，“嚯……哈……哈……哈……嚯……”
走上楼梯，我跟在他身后进了一扇门，外面是一个狭长有顶的木质阳台。从阳台上可以看到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黄杨树。脚踩上去，阳台抖动不已。“这玩意儿快散架了。”父亲说道。我们沿着阳台走到一个纱门前，他推了一下，门嘎吱嘎吱地开了。“这是姻亲房。”他介绍道。
“什么是姻亲？”我问道。
“姻亲是一类人，离得越远越好。”这其实是一整套公寓。
房间里的味道跟这栋房子的其他房间一样——旧地毯、霉菌、木头、油漆。我跟着他走上一段楼梯，走过一个小门廊，走进一个空旷的大房间。这是他的房间，地板上有个床垫，金属支架上有台大电视机。
“那是你的床。”说着，他指了指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面铺着红色的粗毛地毯，地毯上是个蒲团，上面有床单和枕头。
这是位于空荡荡的洞穴般的大房子内侧的、只有寥寥几件家具的小公寓，却给人一种野营的感觉。
他走出去，让我换衣服。我换好衣服出来时，他也已换好衣服在外面等着我了。他光着脚，身穿短裤和T恤。他递给我一条黑色的大毛巾，比我用过的任何毛巾都大、都舒服。他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是大的：板条箱里的树、正门、壁炉、冰箱、餐叉、电视机……
在楼梯井旁边，我又看见了上次来时看到的那架电梯。乍看上去，它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门道，只是旁边有两个黑色的按钮。我问父亲能不能坐电梯，他说可以。这架电梯只有在外门和内折叠门都关上之后才能运行。菱形格的栅栏随电梯轿厢一同上下，厢里某处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只见四壁快速移动，仿佛我们是静止的，上下的是它们。身在轿厢里，仿佛置身于监狱的囚室，不知会在哪里把你放出去。电梯停下，父亲伸手去打开金属门闩，他的胳膊擦到了我的胳膊。我推开电梯门，一跃而出，到了门廊里。
外面一团漆黑，连脚都看不见。我们沿着柏油路走下山坡，朝泳池走去。枯卷的橡树干叶戳进我的脚趾缝里。旁边的大树上，树叶被风吹得飒飒作响。草坪上的这条柏油路通往泳池，泳池边上就是热水浴缸。借着月光我能看到热水浴缸是干净的，但泳池里漂满落叶。
父亲脱下T恤，滑进浴缸里。“啊……”他舒服地舒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我也坐进浴缸里，学他的样子说了句：“啊……”我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头部后仰，只见一望无垠的天空，繁星点点，犹如在我的胸口跃动。冷风滑过脸颊，蟋蟀促促而鸣，树枝吱嘎作响。上半身是冷冷的空气，下半身是暖暖的水，我感觉就像坐在父亲的敞篷车里一样，车篷落下，加热座椅开着，冷热两重天的体验。
我们俩静静地坐在浴缸里，水面不断升起气泡和薄雾。我把头扎进水里，想在水里倒立，但下面的喷孔有水流，水泥凳子也碍事，我也怕碰到他的腿，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好了，孩子，”他说道，“我们出去吧。”
“好。”我答道，我的手已经泡皱了。我们披上毛巾，走回刺脚的草坪。我觉得既是跟他在一起，又是独自一人。我们来到沥青路上，汽车就停在这里。他指着二楼的屋角说道：“从那间卧室造一段滑梯下来，一直到泳池，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一定要造。”我答道，却怀疑他是在开玩笑。不过，我又希望那会是真的。
他的房子有些地方有裂纹，还有一些修补的痕迹，呵护与疏于管理并存，令我不解。卫生间里的洗手盆里有锈色的斑点，一间侧厅的角落处漏水，但外面花园里的树莓却修剪得井井有条。整栋房子都是空荡荡的，他却不在乎，仿佛自己并非主人，而是住客。我问他这个房子里一共有多少个房间，他说不知道，因为他尚未把每个房间都看一遍。
后来，我把整栋房子探索了一下。不论是单间还是套间，打开满是灰尘的房门，看到的总是空荡荡的、同样满是灰尘的房间，有的是铺了瓷砖的水池或淋浴室。别墅后面是一栋巨大的建筑，看似是个教堂，它本应是个水塔，却没有蓄水池了，只剩一层层木质的箍环，中央位置原本是蓄水池的地方却是空的，外面全是落叶、鸟屎和蜘蛛网。因年代久远，箍环变成了银色，仿佛一具大型动物的骸骨。父亲住在这里的那段时间，我都没有来得及把所有房间都看一遍，那些未“征服”之地、未知的领域，都令我着迷。泳池旁边有个网球场，周围的防护网上爬满了葡萄藤。球场的绿色地面也被地下的树根顶得起伏不平，甚至开裂，有几处地方已经褪色或磨光。球网很脏，在两根杆子中间耷拉着，几乎要垂到地面。
“网球场是你的吗？”我问道。
“不知道。”他答道。
“你会打网球吗？”我又问道。
“不会。”他答道。
“我也不会。”我说道。
和父亲在一起
泡过热水浴之后，我们俩躺在他的床上（他在靠近电视机的那一侧），一起看《红气球》，接着又看了《哈洛与慕德》。我不喜欢《红气球》，因为内容太幼稚了，但我又觉得我应该喜欢它，因为那是父亲提前选好的电影，也是我们父女俩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我喜欢《哈洛与慕德》，中间当我要去厕所小便时，他就先把电影暂停了。“那是帕洛阿尔托的教堂。”看到电影中哈洛与慕德相遇的那个教堂，他对我解释道。
两部电影都是影碟，就像银色的唱片似的。取放光盘时，他用手指捏住中间的圆孔和边缘，不碰触光盘的表面。装进光盘后，影碟机关闭舱门，会发出一连串机械运作的声音。
影碟机舱门的嘎嘎声、液压车门的砰砰声、车灯操纵杆的咔嗒声……在他身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让我感到很新奇。他的床边有个金色底座的床头灯，只需触一下底座就可以开关电灯，我试了好几次，太精妙了。我在想这样的电灯为什么不能普及呢？为什么大家还要用按钮式或旋钮式的机械开关？
“该睡觉了。”电影结束后，他对我说道。
很晚了吗？我并不知道。跟他在一起时，时间的概念是模糊的。早上也是如此，跟他在一起时，早上的时间也是漫长的——空旷的空间、明亮的环境、四周的沉寂……跟与母亲在一起的早晨截然不同，跟她在一起时，总是匆匆起床，跑到暖气旁穿衣，再开车送我去学校，在车里吃烤面包当早饭，她的汽车挡风玻璃上挂着白霜，等着车里的暖气上来将其融化。但我跟父亲在一起时，从没有匆匆忙忙让人手忙脚乱的时候。
深夜，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才注意到这里蟋蟀的叫声竟然大到震耳，虫鸣声远远地向我袭来，越过黑暗的草坪，进入黑暗的大房子，冲击着我的耳膜。就在我以为即将被蟋蟀的叫声淹没时，叫声却戛然而止，周围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那时我才感觉到，跟这个我几乎不了解的人住在这个石洞般的大房子里，其实是很可怕、很孤独的一件事。
母亲从印度带回来一串豆粒大小的铃铛，那是印度舞者戴在脚踝上的东西。而这边蟋蟀的叫声像极了那种脚铃的声音，它们齐声鸣叫，仿佛数千名戴着脚铃的舞者在狂舞，速度越来越快，舞步越来越快，却又突然停下动作，万籁俱寂。
“你为什么不戴手表？”第二天早上，我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我问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优雅的男士都戴着手表。
“我不想被时间束缚。”他答道。
“那是什么？”我从厨房的窗户向外看去，指着一个建筑物问他。它像是一个检票亭，前面是透明的玻璃，上面有一个尖顶。
“是鸟舍，喂鸟用的。”
“里面有鸟吗？”
“没有。朋友以前送给我一只孔雀，可现在它跑了。”
“你会再弄些鸟放在里面吗？”
“不。”
我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我问烦了。七英亩有多大，我心中纳闷。若是站在宽广的草坪上，背对网球场和泳池，面向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丘，视线依次越过鸟舍、一棵巨大的紫叶欧洲山毛榉、树莓林、橡树林、水塔，直到树林渐密、山丘隆起的地方，估计就到头了。“那里就是。”有一次，父亲指着远处对我说道，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里。
他把两个苹果、一把杏仁放进一个纸袋（是一个食品杂货袋，不是午餐袋），然后把袋口卷紧。“给，这是你的午餐。”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袋子递给我。移动间，袋底的杏仁发出咯咯的撞击摩擦声。
我走在他的前面，陆续穿过餐具室、客厅，来到那个有钢琴的大厅里。大厅的沙发前有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本书，名字是《红沙发》。书里的图片都是一个红色天鹅绒旧沙发，这些沙发放在世界各地，上面坐着的都是各路名人。我翻到其中一页，图上的人正是父亲。图中的他英姿飒爽，头发顺滑光亮，双眼炯炯有神。跟书中的其他人物不同，他双手指尖相抵，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呈金字塔状，像个小动物的肋骨组成的胸腔。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试着将这种姿势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上课时手肘支在课桌上、与母亲吃饭前手肘支在饭桌上、跟朋友在外吃午饭时手肘支在大腿上……可我的动作总不自然，双手撑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手显得很大，样子很傻。
我们俩走出大门时，“你不锁门？”我问父亲。
“没什么值得偷的。”他答道。
“你可以添点儿家具。”我建议他。要是他能再买些家具，这栋房子该多么好啊！我想让他真正喜爱这栋房子，并为之装点布置，将房子维护好。在学校里，我们玩一种名叫“选房子”的游戏，写下汽车、丈夫、房子的种类，然后随机搭配，看看未来自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其中房子有四种：别墅、独栋房子、公寓、棚屋，而我对这四种房子都有直观的体验（树林大道上的工作室就算棚屋了）。我父亲有栋别墅，我不知道别的孩子谁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想住别墅，也都想要好车：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
在拐上280高速的高架桥时，父亲说：“眼睛看着要走的方向，手就能很自然地转动方向盘，真是奇妙。”
他讲解驾车拐弯的道理，就像母亲讲解画作一样。他不知道，其实我也有驾驶经历。对他而言，或许我没有任何过往，只是刚刚出现在他的眼前。
行驶在沙山路上，他指着远处凌驾于一众屋顶之上的胡佛塔，对我说道：“看，像男人的那玩意儿吧？”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帕洛阿尔托之根，”他解释道，“仔细看看，那个红色的头特别像。”
胡佛塔在朝阳中熠熠生辉，圆形的红瓦屋顶与校园里众多红瓦屋顶甚是相配。我跟母亲去过胡佛塔，近距离观察过塔上的铃铛和鸽子，感受过高处的风。铃铛周围围了网，以防鸽子在里面搭窝。
“噢。”我应道，笑了几声，努力地在脑海中把胡佛塔与见过的寥寥几根阴茎联系起来。
“就像那玩意儿一样。”他又说了一遍，语气中满是不屑。
同在屋檐下
“我应该会在自己40多岁时死掉。”就在那段时间，父亲对我说了这番话，他是第一次到朋友家来接我。他的表述颇具戏剧性，似乎是要激起某种回应，我却不知所措。我那时只有8岁，对我而言，40岁已经很老了。我心中窃喜，因为他把如此私密的事情告诉了我，还因为我们俩还有大量时间共处而高兴——毕竟还有四到九年的时间呢！我早就知道，他预言了自己的成功和早逝，母亲告诉过我这些。他是不是会认为我们母女俩不在背后议论他？看他说这话时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像他真的以为他不在的这些年里我们没有想过他、谈过他，就像他离开房间之后，房间就不存在了。
总之，他的这番话并没有令我悲伤，反而令我振奋。好歹有几年与他相处的时间，比什么都没有强多了。
他是个伟人，而伟人——比如肯尼迪、列侬——都是英年早逝的。我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
当晚，他接上我，开车带我回家。在车上，他说道：“这里原先都是果园。”母亲载着我在库比蒂诺行驶时，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我从来都不信。现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是道路纵横，低层建筑物鳞次栉比，仿佛存在已久，没有一点儿果园的痕迹。
“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苹果树下面。”他对我说道。
我记在心里，告诉自己到时候要想起来。
我们俩单独相处时，他总是提起这句话，所以我想，我有责任完成他的遗愿。他的意思是把骨灰直接撒到土里，不要装盒深埋，这样一来，树根就能把他吸收。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也是同样的：我坐着敞篷车去他家，车篷敞着，电热座椅开着；吃的是混合的冷沙拉，喝的是果浆；泡热水浴；一起看影碟——《西北偏北》《摩登时代》《城市之光》。每放一部电影之前，他总会问我是否看过。如果我回答没看过，他就会默默摇头，表情严肃，仿佛我犯下了什么大错一样。每次我要去厕所时，他总会把电影暂停。第三次跟父亲同住时，我尿床了。醒来后，我羞愧难当，怕清扫房间的人会向他告密。当地一对住在一栋小房子里的夫妇负责为他做沙拉、清洗被褥。当时我已经快9岁了，已经很多年没尿床了。但第二周我再来时，床铺已经换成了新的，而父亲也只字未提我尿床的事。
吃晚饭前，我们俩在钢琴上合奏《心灵》。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唯一都会的一支曲子。琴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上床之后，我尽量多等了几分钟，在蟋蟀喧嚣的黑暗里积攒勇气，然后走出卧室，走到父亲的床尾，装哭。或许这是从电影《安妮》中学来的——小女孩如何讨好脾气暴躁的男人。我穿着睡衣站在地上，低头看着床上的父亲。我知道该利用好身为小女孩的优势：要想唤起他的爱心，就得表现得弱小无助。对他而言，如果想和别的父女一样亲近，就得爱我才行，并且，他的床也比我的床舒服。
我进屋睡觉之后，父亲就戴上一副大耳机看电影。这时，他摘下耳机看着我。
“我做噩梦了，”我撒谎道，“我能不能跟你睡？”
“行啊。”他答道，指了指离电视机较远的一侧。我跳上床，枕头被我的脑袋压陷，仿佛里面装的是空气。
我的要求似乎并未唤起他的爱心，反而是种打扰，我希望日子长了能有改观。然而，他并非我想象中的那种父亲。的确，他的家里有电梯、钢琴、管风琴，他富有、出名、帅气，可美中不足的是，跟他在一起时，我明显感觉到精神上的空虚，那是一种莫大的孤独感——楼梯位于厨房后面，却没有灯；风从阳台吹进来，而阳台摇摇欲坠。我想要的都有，却无法乐在其中，就像豪华宴会上的一道冷饭。
早晨，他快速地晃我的肩膀叫我起床，“起床了。”他说道。
我穿上衣服，借着他为出门做准备的空当，四处探索了一下。我推开他卧室里的一扇门，探头看了看，原来是个衣橱。一排西服整齐地挂在衣架上，袖口在一条水平线上。跟他的房子不同，他的衣服都是精挑细选的，崭新而且昂贵。所有袖子都一般齐，绝无参差。我把手伸进袖口里摸了摸，衣料是那么轻软，仿佛把手置于缓缓的溪流中一样。
“英格丽·褒曼太漂亮了。”接下来的那个周三，我们一起看《卡萨布兰卡》，他如此说道。“你知道吗，她从不化妆，真是天生丽质啊。”
我喜欢英格丽·褒曼的嘴唇，平滑且饱满，嘴角探入脸颊。我喜欢她的口音，喜欢她走路时轻摆的样子。父亲对美女的评判标准是全无雕饰，但回想起来，我觉得她至少是涂了睫毛膏的。
我却觉得，美女应该涂口红、化妆，穿着漂亮的衣服，涂长指甲，用发胶做发型。
每当他谈起别的女人的美丽之处，听他语带向往地说着金发或美胸，看他做出捧的手势，似乎在掂量胸部的重量，我就会有种怪异的感觉。他谈到美女的时候，品评的全是种种脱离生命的细节，而非人的行为举止。
如果我个子高、金发、大胸，他就会爱我了吧？这些特点我以后也会具备，虽然是痴人说梦，但我总会有这样的幻想。
“你知道吗，我听过英格丽·褒曼的一件事，很震撼。”他说道，“但那是个秘密，不能外传。”
这时我们已经看完《卡萨布兰卡》，他把最后一张碟片放入影碟机里。
“我发誓，我绝不会跟别人说。”我许诺道。
“我有个朋友，”他开始讲了，“他爸爸是个电影制片人。他小的时候，英格丽·褒曼到他家去过。他家有个泳池，她就躺在泳池边的椅子上。”
父亲蜷在靠近电视机的床侧。他在谈论八卦和秘事时，往往更有文采，语速也更快。
他继续说道：“原来，英格丽·褒曼喜欢光着身子晒日光浴。我那个朋友，他那时还小，他的卧室就对着泳池，他能在卧室里看见她。接着，她就，嗯，她……”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总之，”他继续说道，“最后，高潮的时候，她抬头看见了他，正好看着他。”
“噢。”我应道。她在干什么？他看见什么了？她为什么光着身子？“我那个朋友，跟我是同龄的。”他补充道，似乎在澄清什么。“总而言之，对他来说，那场面简直太香艳了。”说着，他摇了摇头，又低下头，脸上挂着微笑。
随后几年的时间里，他对我重复讲过好几遍，每次都说自己听到了一件精彩绝伦的事、一个大秘密，却忘了自己跟我讲过。
大概在那段时间，我有了零花钱（每周5美元）。我买了一支藏青色的眼线笔，并将它带到了父亲家里。一天早上，上学出门前，借着他在外面等我的空当，我进了卫生间，伏在洗手池上，离镜子近一些，开始描眼线。
“快点。”他站在外面的阳台上，把着纱门。
“马上就来。”我应道。眼线笔有蜡质成分，不像铅笔在纸上那样容易画。我怕画得太深，所以下手很轻，几乎察觉不到。我听母亲说过，淡妆的女孩才是最好看的。看到我化了妆，他就会意识到我是个成熟的小女人。一想到这个，我就心烦意乱，连手都抖了起来。
我走到门前，问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睛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他俯身看了看，说：“没有。”
“好吧，”我说道，“你应该能看出来的啊。”
“看出什么？”
“眼线，”我答道，“我画了眼线。”
“去洗掉，”他生气了，不由分说地命令道，“马上。”
安全感
“看那边的天空，”母亲对我说道，她正开车载我们回家，“漂亮吧？”我眼角一瞥，只见半空的电话线上方有一团艳粉色的云彩，路边梧桐树的叶子闪烁着金光。
“还行。”我应道。
母亲对色彩的感觉很敏锐，而指认色彩也是我们俩的交流方式之一，她开车带着我四处转，为我指出各种颜色。她跟罗恩分手了，起初我如释重负，觉得终于摆脱了他，母亲又属于我一个人了，但现在我不那样想了。他在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烦人，现在他不在了，我倒有些想他了。罗恩跟我们母女俩不同，他是个花样百出的人。他一走进家门，家里的气氛就会变得不一样。男人带来生机和活力，身在其中时觉察不出什么，等他们离开了，生活里就没了趣味和惊喜，变得平平淡淡。我和母亲没有钱，旧金山的餐厅和博物馆我们都消费不起。
现在，坐在行驶的汽车里，她想让我看云彩。
“抬头看看，”她说道，“你怎么了？”
我瘫坐在副驾驶座上，仿佛窗外的那朵烂云彩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要欣赏她指给我的景象，似乎要浪费太多精力。不过是夕阳而已，我早就司空见惯了，生活已经开始了枯燥的重复。
柯尔斯顿邀请我到她家过夜。她就是那个追在我身边，宣扬我父亲名字的女孩儿。从那时起，她就不再那样做了，我们俩在学校里是一伙的。经过家长和学校的同意，我们俩放学以后可以从学校步行回她爸爸家。她爸爸的房子位于大学路北边，与我们家正好在帕洛阿尔托的两端。能不用大人陪同走这么远的路，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特权。
柯尔斯顿家的房子是维多利亚风格，房子前面，一条水泥路直通木质楼梯。院子的土里，三条树根蜿蜒拱行，像脖子上的青筋一样。她的房间在阁楼上，就在屋檐下面，天花板斜着与地板连在一起。她的卧室里有一台小电视机。我在她的床沿坐下，床垫像果冻一样在屁股下面动来动去，太好玩了。
“这是水床，”她解释道，在床上摊开身子。
她身上有种奇异和不安分的特质，显得我保守而平凡。跟她在一起时，我总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就跟与那些看重我父亲名气的人在一起时一样。我跟着她下楼来到厨房里。
她从冰箱里拿出一根胡萝卜。
“你知道有些女人用这个做吧？”她问道，“她们把这个塞进下面，模拟做爱。”
“真恶心。”我应道。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令人反感、无法接受的东西，性就是其中之一。我对性已有了解，却对此感觉不安：人们私下里做着爱，人前却一本正经，仿佛干净的墙面里藏着的虫子。
“看！”柯尔斯顿说道，从她衣橱抽屉里拿出一条黑纱织物。那是一条蕾丝松紧胸罩，两个三角形的罩杯，上面有两条黑色的莱卡肩带。它看似是成年女性的胸罩，很是性感，尺寸却很小，是小女孩穿的。此前，我竟不知道世上有如此完美精致之物，其小巧和精美令我神往，就像小时候看到玩偶屋里的家具、食物、餐具的感觉一样。我想要柯尔斯顿的东西，所有的，偏远的房子、电视机、水床、蕾丝胸罩。
“哎，你想看《德州电锯杀人狂》吗？”
“好啊。”我应道，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德州电锯杀人狂》是什么。她从一个旧纸盒里拿出一盘录像带，放进电视机下面的录像机里。电影的画质很差，就像好几十种颜色的毛线织成的毛衣，我只能看出一个男人走过干草地，朝房子走去。
“我看了很多遍，”她说道，“每次都是睡觉前看。”
看完电影，我们俩正要关灯睡觉，她爸爸过来看我们了。
他坐在床边，看着柯尔斯顿。
“爸爸，我很没有安全感。”她奶声奶气地说，“你说过，要是我觉得不安了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很不安。”
“噢，宝贝。”她爸爸爱怜着说道，紧拥着她。
她没有安全感？我看不出来。我很惊讶，她竟然知道“安全感”这个词，同时又有些嫉妒，因为她可以跟她爸爸说这样的话。这是大人才会用的词，我是绝对想不到的。
“好乖，宝贝。”她爸爸边安慰边站起身来，看着我们俩。“晚安，你们俩，睡个好觉。”伴着楼梯的吱嘎声，他下楼去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过来接我，柯尔斯顿去厨房了。我借机在衣橱上层抽屉凌乱的衣物里找到了那件胸罩，塞进了我的书包里。
第五次到父亲家时，我已失去耐心。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如果我能把分内事做好，那他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我是惹人怜爱的乖女儿，他则是溺爱我的慈父。我认为，如果我能表现得像别的女儿一样，他就会上道。我们俩先是假装亲近，然后弄假成真。然而，倘若我了解他的本性，倘若我有一双慧眼，我就该知道此计不通，只会惹他反感。
我们俩坐在他的车里，向他伍德赛德的家里驶去。今天他穿了一件皮夹克，袖口是黑色棉线螺纹，与他的发色相配，很是潇洒。他仍是沉默不语，我的胆子却大了起来。
“等你用完，可以给我吗？”我问道。这时汽车刚刚左转，经过几根歪斜破败的白石柱子，这条颠簸的窄路正通向房子正门。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但直到现在才鼓起勇气开口。
“给你什么？”他反问道。
“这辆车，你的保时捷。”我不知道他把别的保时捷放在哪里了。我猜，应该是在别墅后面，排成亮闪闪的一排。
“休想。”他拒绝得如此决绝而刺耳，我一听就明白自己刚刚犯了大错。我想，或许他剐花车漆就换新车的传言是假的，他并未因一辆车剐花了就再买一辆新的，或许他花钱如流水的传言也是假的。在钱、食物、话语方面，他并不慷慨，而保时捷似乎只是一个美丽的例外。
我真希望能把话收回来。这时我们到了，他把车停在房前，关掉引擎。蓝色的绣球花比我的脑袋还大，从院门两侧探出墙来。
（几年之后，他曾戏弄我：“你觉得什么样的绣球花最好看？”
“蓝色的，宝蓝色。”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那时我还年轻。”他挖苦道，“其实白色锥形的才最好看。”）
我正要下车，他转过脸看着我。
“你在我这里什么都得不到。”他说道，“明白吗？什么都得不到，绝无可能。”他说的是车，还是别的更贵重的东西？我不知道。他的话像一把利刃扎进我的心里。
熄火之后，车里只有车顶一盏白色的小灯亮着，周围一团漆黑。我知道犯了大错，他发火了。
在此之前，虽然他不承认，但他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台电脑的想法一直在我脑中盘旋，而且，当我在他身边感觉卑微渺小时，就用这个想法支撑自己。我关心的不是电脑，那不过是塑料外壳里的一堆金属、芯片和电路，其功能令人痴迷，但外形称不上漂亮，看久了令人厌烦。我关心的是，能以这种方式与他有所牵连。尽管他与我疏远，难得一见，但以我的名字命名电脑，意味着我被他选中、在他心中尚有一席之地，意味着我不是无根的飘萍。他有名气，他开保时捷，而如果Lisa是以我命名的，那我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我明白了，我跟他并不相合。在他看来，我是他恢宏巨画上的一个污点。因为他期望自己有伟大的事迹、光辉的形象，但私生女的丑闻与之相悖。我的存在，毁了他的完美。对我而言，却恰恰相反：与他多加亲近，我的羞耻感就大幅削减。他是我人生中的半边天，他带给我光明。
或许这只是个巨大的误会，是某个环节出了错，他可能只是忘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电脑一事。我迫切地想把这件事纠正过来，如同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等着主角到场——突然把灯都打开，再高声欢呼。一旦他承认了——是，我是以你的名字命名了一台电脑——一切就都理顺了。他会把房子都修缮好，买入家具，说他一直都在惦念着我，却无法找到我……但我同时还感觉到，如果我急于求成，反而会打破这微妙的平衡，他会从我身边一走了之。所以，我不上不下地等待着，只为留住他。
我跟着他下了车，走进屋里。这一次，我们没泡热水浴。我们吃了沙拉，其间他一直在看报纸。我们一起看了《闪电舞》，我没打算睡在他的床上。晚上，我因尿意醒来，眼前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万籁无声，蟋蟀也都住了嘴。伸手不见五指，我甚至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自己是趴着还是仰着。我睁着眼睛在黑暗中等着，什么都看不见。我仿佛是要融入这黑暗里，但它却把我排挤在外。
要去卫生间的话，我得穿过父亲的卧室，再沿着走廊前行，穿过一个空房间就到了。
我爬下床，摸索着找到房门。房门是白色的，在黑暗中若隐若现，走近才清晰起来。我看见，父亲卧室一侧的床上，躺着一个金色头发的人。
是个男人，他是前来刺杀我父亲的。他已经把父亲杀了，又躺在父亲的床上睡觉！我对这个金发男人的嘴脸了然于胸，他只是个满嘴花言巧语的冒牌货。他会对我说，他是我的新爸爸，但他跟父亲没有一丝相似之处。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很害怕，金色的头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蹑手蹑脚地去了卫生间，又蹑手蹑脚地回来。穿过父亲的卧室时，只见那个金发男人还在床上。他在睡梦中翻了个身，钻进被子下面，就像游泳时潜入水中。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忧心忡忡，分秒难熬，不知所措，生怕明天一早醒来发现人生发生巨变，父亲从此消失不见。我怕极了，不敢再次起床与金发男人对质。我决定醒着直到天亮，可不知在什么时候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金发男人不见了，父亲复活了。昨晚的情景都是我臆想出来的。我没问父亲有无此人此事，我为自己无端的恐惧和保护意识而羞愧。
又一个周三晚上，母亲的夜校课因故取消，她开车过来看我们。我们不知道她会来，她在外面敲门、叫门，可都没人应，所以她就径自推开前门（没上锁）走进屋里，又穿过黑漆漆的房子，来到明亮但清冷的厨房，找到了我们俩。我和父亲正坐在台前吃饭，母亲坐了下来，父亲则像往常一样打趣我。
“这个家伙给你当男朋友，怎么样？”他边吃边看报纸，随手指着报纸上一个老头儿的照片问我。我看了一眼，打了个喷嚏，嘴里的沙拉谷粒飞到报纸上。接着他谈起蒙娜要给我买张新床的事，“小伙子们喜欢新床，这下你可不缺暖床的人了。你打算邀请谁来同睡？”他的玩笑开得实在尴尬。父亲别的地方都很高雅，却似乎不懂得怎样跟孩子说话。我想跟他多加亲近，可他尴尬的玩笑常常令我却步，我不知该如何应对，母亲也看到了我尴尬的表情。
后来她说，那天晚上厨房里的这一幕——他的玩笑、他像叔伯那样对待我的方式，以及我明显的不安——都令她惊诧。她说，我当时无所适从，全无往日自在的模样。从那以后，她周三晚上去上课时，就把我放在朋友家里，并告诉我，以后不让我在父亲那里过夜了，改成他来带我出去滑旱冰。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也挺好。
Russian Hill，旧金山的一个街区。
史蒂夫·乔布斯于1985年从苹果公司辞职后同年成立，1996年12月被苹果公司收购。
Pixar，1986年史蒂夫·乔布斯以1000万美元收购卢卡斯电影公司旗下的工业光魔公司的电脑动画部，成立独立制片公司“皮克斯动画工作室”。1987年，皮克斯的第一部动画短片Luxo Jr.（《小台灯》）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提名，并且获得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电脑影像类影片第一评审团奖“金门奖”。后来其台灯形象被用作皮克斯的标志。
Fred Astaire（1899—1987年），美国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编舞、歌手，1950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韩塞尔与葛雷特》，又译《糖果屋历险记》，出自《格林童话》，讲述的是一对可怜的兄妹遭继母抛弃，流落荒林，最后来到了一座糖果屋；他们凭借智慧战胜女巫，找到了回家的路。故事中兄妹俩先后两次把石子和面包屑撒在路上以做标志。
Susan Sarandon，1946年出生，美国演员、制作人。
Natalie Portman，1981年出生，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
Anton Pavlovich Chekhov（1860—1904年），俄罗斯短篇小说巨匠、杰出剧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Tiffany，著名珠宝腕表品牌。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年），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Desperately Seeking Susa，1985年上映，讲述了一位受丈夫冷落的女子因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而和一名到处惹祸的新潮朋克女郎卷入了一场阴错阳差的风波中，又因意外丧失记忆力而经历一连串惊险、紧张、有趣的奇遇，是一部美国新女性英雄神话式喜剧。
Pledge of Allegiance，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每天早晨上课前都会全体起立，右手抚左胸，面对美利坚国旗朗诵一段效忠祖国的誓词：“我宣誓效忠国旗和它所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统一而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的权利。”
Jehovah’s Witness，简称见证人、耶证。由查尔斯·泰兹·罗素（Charles Taze Russell）于19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发起的基督教非传统教派。教众遵循中立原则，遵守现存国家的法律，但不对国旗或肖像敬礼，不向任何团体和个人宣誓效忠，对所有政治事件或军事冲突均保持中立，不参与政治斗争，也不服兵役。
Macintosh，于1984年1月24日发布，是苹果电脑继Lisa后第二部使用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
Sun Microsystems，创建于1982年，现已被甲骨文公司收购，是IT及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产品是工作站及服务器。
The Red Balloon，1956年上映的一部法国奇幻短片，讲述了巴黎的一个孤独的男孩儿与一枚红气球结下友情的故事。
Harold and Maude，1971年上映的美国剧情片。
Hoover Tower，斯坦福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以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命名。
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年），美国第35任总统。
约翰·温斯顿·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1940—1980年），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摇滚音乐家、诗人、社会活动家。
North by Northwest，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的惊悚悬疑片，1959年在美国首映。
Modern Times，查理·卓别林导演并主演的一部经典喜剧电影，1936年在美国上映。
City Lights，查理·卓别林导演并主演的一部无声影片，1931年在美国上映。
Heart And Soul，作者是美国通俗作曲家霍奇·卡迈克尔（Hoagy Carmichael，1899—1981年）。
Annie，美国家庭喜剧片，1982年上映。故事发生在1930年，10岁的孤儿安妮生活在一所孤儿院里。一天，亿万富翁沃巴克斯来到了孤儿院，从孤儿中选中安妮来陪他生活一周。其间，安妮以其勇敢活泼的个性将沃巴克斯打动，他帮助安妮寻找生身父母，却使其陷入一连串骗局和凶险，最后安妮平安归来，沃巴克斯将安妮收为养女。
Ingrid Bergman（1915—1982年），美国好莱坞电影演员，两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四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女主角、两届托尼奖最佳女主角。主要作品有《卡萨布兰卡》《东方快车谋杀案》等。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爱情电影，1942年在美国上映。
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1974年美国上映的恐怖片，讲述了身无分文的贩毒者途经德州特拉维斯镇，被变态杀人狂追杀的故事。
Flashdance，1983年在美国上映的音乐爱情电影，讲述了热爱跳舞的女主人公追求理想的奋斗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