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战斗在桂林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鼓励出版业同仁：你们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坚持到他们(国民党反动派)来封门，就是你们的胜利。他们一封门就被动，就输理。
此时，范用已经抵达桂林。他深知，当初读书生活出版社设立桂林分店，除了出售书刊外，主要还有两个任务，一是在上海出版的书，由此中转到重庆等地，二是因重庆印刷力量有限，桂林要负责印刷出版一部分书刊。因此，范用此行赴桂林可以说是身负重任，他暗暗发誓牢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绝不轻易放弃桂林分社。可是，在日益恶化的时局下，如何才能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成为摆在范用眼前的一大急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在紧急关头，范用想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曾作出关于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精神的指示，又想到后来他对三家书店的明确建议，即“书店必要划分一、二、三线三条战线，以便生存和斗争，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周恩来的意思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要始终站在第一线同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在二线和三线的书店出书要隐蔽些，若原来的机构已经无法立足，可以改名换姓，另起炉灶，或者灵活重建，与别的出版社合作，建立起新的名目机构。于是，范用决定用“新光书店”的招牌改头换面，重建桂林分社，以对付国民党的查封——怎么也没想到，关键时刻竟是周恩来给范用支了招。
于是，带着对周恩来指示的领悟，范用以“张敏”的名字向桂林市社会局领得新光书店的营业执照，开始出版书籍。新光书店成立后，出版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且偏重于文艺读物，但每出版一本都引人注目。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新哲学大纲》《知识的应用》《通俗经济学读本》《社会的故事》《新文学教程》《新音乐教程》《高尔基与中国》，罗荪的《文艺漫笔》、艾芜的《秋收》、曹靖华翻译的《油船特宾特号》，王语今翻译的《从暴风雨里诞生的》，彭慧翻译的《草原》，还有张谔揭露汉奸汪精卫的漫画《旧阴谋新花样》和《学习生活丛书》等，都很有影响。中学书的排印、校对、付印和封面设计，所有出版程序都由范用一个人独立承担。范用惊人的工作能力着实令人赞叹不已。
范用之所以干劲十足，正是因为他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出版事业，人的一生恐怕没有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更为痛快的了。同时范用也深深地感到，革命出版工作不可能避免损失，但可以设法另辟财源来弥补，即所谓以副业辅助正业，这不正是二三线书店存在的价值吗？！
自新光书店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战乱的威胁和国民党的监视，但对这一切，范用和同志们早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论情况如何险恶，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决不自行停业。每当敌机来临，警报拉响，范用和工作人员就跑到郊外暂避，而遇到国民党前来查封，盘问书店老板是谁时，范用就从容镇定地说是昆明新光电力厂厂长。总之，凭着智慧和信念，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周旋较量着。
1944年夏秋之交，湘桂大撤退，日寇沿湘桂铁路一路西侵，整个桂林城紧急疏散，新光书店余下的工作人员也为数不多了。就在大疏散之前，范用预见到战局难料，为将损失减少到最小，避免书籍毁于战火，他就把新光书店的存书打成三十几个包，一并运往金城江，再转运到重庆。
书安全抵达重庆了，可是人却难以脱险。当时同事丁仙宝刚生下儿子，尚未满月，范用带着她母子俩到火车站，本打算搭上火车往柳州、贵州方向撤退，但火车站早已人满为患。他们只能远远地看到火车站，却无法靠近，而此时头顶上敌机依旧轰炸不绝。范用竟然下意识地撑开一把伞，企图挡住炸弹，保护丁仙宝母子二人。所幸炸弹并没有掉下来，但显然，他们是无法动身离开桂林了，范用和同事们于是决定到乡下去避难。
不久，消息传来，日军不西进转而南下了，原本逃离桂林城的百姓又纷纷返回，于是往柳州方向开的火车成了空车，而往桂林方向开的车则挤满了人。范用心想：此刻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二话不说，带着同事们乘车去金城江，再由那儿坐汽车去贵阳，然后转回重庆。
一路上逃难，范用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心照顾和帮助。中途到贵阳的时候，得到了新知书店吉少甫的接济。吉少甫本身经济条件已是非常拮据，却卖了一条西装裤子来招待范用他们吃鸭头面，这物质上的帮助带给范用的是精神上的振作和温暖。同时，范用也不忘记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路过柳州的时候，范用听说有一批从桂林撤退出来的文化人士住在柳州中学，于是前去探望，结果见到了艾芜、周钢鸣、韩北屏等作家，他们中有的携儿带女，有的病了。见此情况，范用十分心疼，他不由分说地把自己身上的全部的钱分送给了这几位作家。
当时范用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会挨批评，也不知道该如何向重庆方面交代，但良知告诉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况且，对生活困难的作家、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其实也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素来的传统。
在重庆时期，范用还接到过一项任务，要给几位生活有困难的文化界朋友送去物质上的帮助和关怀。但范用和社里的同志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哪肯白拿人家钱财，所以范用采用约稿的名义，给作家们预付稿费，目的并不是让他们真的交稿，而是让他们把钱收下。令人感慨的是，许多接受帮助的作家都如约交来了稿件。范用记得有一位京剧演员金素秋，她的住处是用竹子搭在臭水沟上的，生活的窘迫可见一斑，范用就以约稿的名义给她送了些钱去，出版社方面自然也不会催促她交稿。可结果金素秋却真的交来了一部她编写的京剧剧本《残冬》，范用深受感动，将其印了出来，但剧本畅销与否，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并不关心，他们只是纯粹地为作家朋友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事实证明党支持范用这样做——当范用好不容易从桂林脱险回到重庆，他接济作家友人的举动得到了黄洛峰经理的肯定和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