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辗转干出版

1939年，范用被派到重庆工作。

这一年的秋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转来延安的两本杂志纸型，一本是《中国青年》，一本是《中国妇女》，新民报印刷厂冒着风险将其印了出来，结果被守候在印刷厂送书路上的国民党特务以所谓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为由拦截没收了。“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了此次风波，读书出版社意识到，在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下，必须开展新的灵活的工作方式，即既要组织起公开的活动，又要有隐蔽的斗争来掩护。

很快，读书出版社有了自己的秘密仓库，用来疏散存书纸型，随后，又组织人力、物力保证邮购业务的顺利开办，将书刊发行到读者手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限制异党活动，竟在邮局扣留起信件邮包来。为躲过邮局的检查扣留，范用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包扎寄发上也想尽了一切伪装的办法。因此，可以说，每一本编印目录和书刊都来之不易，它们都是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才送达到千万读者手中的。

随着邮购工作的开展，读书出版社的进步书刊在重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当时，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日夜盼望的便是能尽快在重庆设立门市部，以便直接和广大读者见面售书。尽管当时的重庆处在日机狂轰滥炸的威胁之下，却抵挡不了广大读者和同志们实现强烈愿望的决心和勇气。几多周折后，读书出版社终于如愿在民生路开起了门市部，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新华日报》的营业部恰巧也在民生路上扎根，从此，这里每天都能吸引无数追求真理的读者前来买书，而同在民生路上的国民党、三青团的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却是门可罗雀，这同党的书店门庭若市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也引来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因此，范用和同志们对特务的“光顾”格外警惕，一旦特务在一家党的书店的门市部出现，其余三家就会立刻接收到消息，做好准备，沉着应对。

在重庆的日子和在汉口一样，紧张而艰苦。当时范用代替楚云、冬垠编《学习生活》杂志，常常要带着校样来回跑20多里路，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通宵达旦地和工人一起拼版、改样。在那段日子里，地板、办公桌就是范用的床，粗陋的伙食只求饱肚。特务随时都会以种种理由搜查宿舍，因此，为避免暴露内部情况，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们都分散居住，且不写日记，警惕一切对外往来。

可是，日寇肆无忌惮的轰炸还在疯狂进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也仍在不断升级。在一次日寇的夜袭中，出版社险些遭了大殃。当时火势凶猛，重庆总社(随着各地分社的相继建立，重庆分社即作为总社)的一个仓库和宿舍被一片火海包围了。情况紧急，范用和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抢救财产，他们将楼上所有的存书和家具朝大街扔去，然后再运送到安全地带。所幸因为抢救及时，出版社未受到重大损失。但是，随着日机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范用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几乎没有办法在重庆市区工作。为了书籍和纸型的安全，他们搬到了江北的治平小学，白天就在江北躲避空袭，黑夜才回到市区办公，就这样，奔走往返于市区和学校间，冒险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

就在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范用永远忘不了那是1941年。这一年，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查封，组织上派18岁的范用到桂林，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以另一种工作方式继续与反动派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