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企业，南柯一梦？
1867年3月，一个出身低微的28岁的苏格兰人，在上海给家乡的堂兄弟写信说：“我自认祸福与中国相系，我已学了六年的汉语，也会三种方言，能写文言文，假使我就此抛弃，无疑是浪掷光阴。何况，我在英格兰又能找什么工作呢？又，中国才向欧洲文明开放，每年都有长足进步。一两年之后，我对中国的了解就很值钱了，我的身价贵重。这不是很令人陶醉吗？”
这个英国人叫傅兰雅，时任英华书馆校长兼《上海新报》主笔。穷牧师家庭出身的他，自幼受父亲影响，迷上了中国。当童工帮人擦鞋等不体面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出人头地的愿望从此在心里扎了根。1861年，师范学院毕业的他受英国圣公会派遣，赴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两年后，他接受了京师同文馆英语教习的职位。后来他发现上海更有吸引力，又跑去这座野心家冒险的天堂。在上海，傅兰雅说，有谁会关心、窥探你的出身背景？
然而，傅兰雅的“中国梦”在现实面前，已经不再光鲜亮丽，而是被磨得黯淡无光。他抱怨说在这个野蛮的国度，他养成了一大堆可笑的习惯，在动荡时代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甚至憧憬回老家定居的那份悠然自得，但他预感到咬紧牙关在中国待下去，机遇的气球可能很快就要飘过来了。这个古老帝国正在进行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在等待一个名利双收的机会。
当时渴望在中国施展拳脚的洋人，不止傅兰雅一个。有一个苏格兰人比傅兰雅幸运，他就是马格里。学医出身的马格里原是一名军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来华，1862年申请退役后加入“常胜军”，不久改投李鸿章麾下当淮军教官。马格里向新上司卖好的第一件事，就是指出淮军购买外国军火的代价过高，买一颗从英国炮船偷来的12磅普通炮弹要花30两银子，买一万粒最次的铜帽要16两银子，中国应该像欧洲各国那样开办兵工厂。李鸿章的心弦被拨动了，马格里从此扶摇直上。
佩戴“常胜军”勋章的马格里
李鸿章早就对洋枪洋炮醉心不已，认为西方军队无往不胜，全靠这些西洋利器。买枪买炮不过是权宜之计，大清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献给洋人？中国要想转弱为强，设局制造才是根本大计。若中国也能制造利器，那还怕什么太平军，连西洋鬼子都不在话下。问题是，中国在这个领域一片空白，白手起家谈何容易。虽然两年前曾国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但它其实更像是一家手工作坊，全靠一帮中国人手工仿制西洋炮弹及轮船，与西方近代军工企业不可同日而语。
李鸿章比老师曾国藩更具国际视野，认为先国际化再本土化，比闭门造车更有成效。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不排斥洋匠参与中国军工建设，认为这些掌握西洋制器之术的能工巧匠是好帮手。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马格里，平时很喜欢摆弄机械，就毛遂自荐试造洋炮。这一试，竟然如蝴蝶效应，产生了三个洋炮局。
马格里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太想飞黄腾达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土法上马。他带领工匠用田间黏土自造一个熔化炉，又搞来一台旧车床，造出一发炮弹和少量引信之类的零件。恰逢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来访，李鸿章就拿这些样品请他鉴定。得到士迪佛立的好评后，又经试用证明质量尚可，李鸿章就授权马格里雇用50名工人，在上海松江筹建洋炮局。1863年4月，上海洋炮局初具规模。
李鸿章虽然倚重洋人，但他不忘初心，着眼于培养本土人才。在放手让马格里折腾的同时，他命副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洋人的技艺，还将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从广东奏调过来。洋炮局遂一分为三，马格里、韩殿甲和丁日昌各主持一个，人称“炸弹三局”。
1863年年底，江苏巡抚衙门驻地克复后，李鸿章从上海移驻苏州，洋炮局也随之迁移。洋炮局原本蜗居在上海一个破庙里，如今迁到原太平天国纳王府内，自然气派了不少，名字也改成苏州洋炮局。据说厂址设在这里，包藏着马格里一份私心。有人说马格里是纳王郜永宽的女婿，不过郜永宽死时才24岁，哪有那么大的闺女出嫁？马格里娶的不可能是郜永宽的亲生女儿，顶多是养女或义女，最有可能是侄女或其他亲属。不管马格里到底娶的是何人，这位“中国女婿”带着洋炮局入驻纳王府，心情多少有点复杂。
洋炮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后来机缘巧合购得一套制造和维修军火的机器，迈上了机械化生产的道路。这套设备有“水上兵工厂”之称，原属于阿思本舰队。这支舰队是清政府斥巨资从英国买来的，不料英国人竟想控制指挥权，清政府痛下决心遣散之。在舰队驶回欧洲变卖之前，马格里说服李鸿章买下“水上兵工厂”。当这套先进设备被打包运到苏州时，李鸿章看到马格里也不会安装这些家伙，就冷冷地说恐怕都是些无用的废物，钱是白白地被骗了。后来，马格里请英国军舰上的炮手和机械工程师帮忙安装。当李鸿章应邀前来主持开工仪式时，只听开机信号一发出，蒸汽机一声惊人大吼，然后在蒸汽动力的牵引下，所有机器跟着一起转动，那个场面太让他震撼了。
1864年春，北京总理衙门收到一封很有分量的信，它出自江苏巡抚李鸿章之手。李鸿章向朝廷中枢建议，中国该进行改革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在检验机枪
李鸿章当时料想不到，这封洋洋洒洒3000字的公函，会被史学家评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家所作的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李鸿章在地方学造外国利器之举引起中央的兴趣，恭亲王奕䜣特地函询成效如何，这封公函便是李鸿章的工作汇报。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封变法建议书。
在汇报完苏州洋炮局的成果后，李鸿章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借机向中央献言献策。他此时虽只是一名地方官员，却能从国家大局着眼，呼吁清廷改革科举制度，专设一科录取科技人才。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乃是因为中国重文轻艺，科技人才在西方可为显官，在中国充其量不过为匠目，无利可图自然就无积极性。既然科举制度扼制了科技人才的脉息，清廷不妨另辟一条金光大道，以功名利禄吸引这种对国家有用之才。
李鸿章的变法步伐是小心翼翼的，他并非彻底否定科举制度，亦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却已惊世骇俗。总理衙门的头头奕算是位开明人士，上折时却对这个建议只字不提，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亦可知李鸿章的见识有多超前。
李鸿章风风火火奏响洋务狂想曲，触动了朝中守旧势力敏感的神经，一时间，“用夷变夏”“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等大帽子漫天飞来。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李鸿章知道光打口水仗只能图一时之快，不如先下手为强，我的地盘我做主。当然，在中国官场混，背后如果没有靠山，肯定站不稳脚跟。李鸿章想在地方搞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中央没人为他撑腰，迟早没有好果子吃。当时在朝中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䜣，因喜欢洋务被人称为“鬼子六”，李鸿章自然会好好打通这条渠道，为自己的改革扫除障碍并获取资本。
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后，李鸿章的军火事业越做越大。1865年，曾国藩奉命赴山东剿捻，朝廷命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李鸿章移署南京后，再次将“家当”苏州洋炮局迁去，改组为金陵制造局。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筹建一座大型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这一次，他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明智地走捷径。他以6万两银子买下美商在虹口办的旗记铁厂，将曾国藩之前委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100多台机器安装其间，还将丁日昌、韩殿甲所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该局，很快就办起一座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火工厂。
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大手笔，终于给傅兰雅带来了契机。1868年，早已厌倦教书生涯的傅兰雅，被江南制造总局的聘书所吸引。这年6月，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傅兰雅的新职业是担任翻译官。他一扫往日的郁闷，在给堂兄弟舒赛的信中高兴地说：“我找到令人满意的归宿。我可以说，接受中国政府延聘担任科学书籍的翻译是我一生最愉快的选择。这是一个备受尊敬、有益且体面的职位，年薪800英镑，凭此收入可保生活优渥。不过这只是我人生另一春的开端。”
踌躇满志的傅兰雅在上海城郊租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和妻子安娜定居于此。因虹口厂房年租金高达六七千两，且洋泾浜之繁华易使工匠失志，江南制造总局遂于1867年搬到郊区，在城南高昌庙黄浦江边另辟新址。傅兰雅每天乘坐半小时的轿子，穿越田野去局里上班，傍晚时分循原路回家。傅兰雅的小日子过得很惬意，他买了天文望远镜，晚上用来远眺星斗，当然也会偷窥远方房舍的窗口。有时兴致一来，他还会跑到附近的尼姑庵吹拉弹唱。
江南制造总局的炮厂炮房
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克虏伯大炮
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像傅兰雅想象的那么轻松。他的上司李鸿章重金聘请洋雇员，是希望他们能给中国引进西方最新的工业成果，可不是让他们拿着高薪混日子。在入职之前，就有官员提议让他来教中国学生蒸汽机原理，对此一窍不通的傅兰雅断然拒绝了。那位官员勃然大怒，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能理解，一个西方人怎么可能不懂蒸汽机原理呢？出于工作需要，傅兰雅只好下功夫钻研科学，早上分析炭和煤矿，下午攻克化学，晚上研究声学。
1868年9月15日，江南制造总局自制的中国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轮“恬吉”号出吴淞口试航，轰动上海。自认是“半个中国人”的傅兰雅也很兴奋，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认识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官员，他会乐意把我叫到他的左右，与他一起试航。”
9月28日，“恬吉”号驶至南京，两江总督曾国藩亲自登轮检阅，而后向朝廷报喜说“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然而，不论是曾国藩还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在试航仪式上都没有想起这位洋雇员。在他们眼里，傅兰雅只是一个外国专家，有问题可以找他解决，仅此而已。
做着迷梦的傅兰雅看不清楚，他的中国上司只是在利用洋人而已，不可能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李鸿章虽然整天与洋人笑脸相迎，但他骨子里瞧不起洋人，认为洋人“不远数万里而来，所图者利耳，唯饵以重利，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用”。他的用人政策是，“雇用洋人，必须有真实本领，妥立合同，试验有效，权操自我”。
傅兰雅的首次聘期为三年，谁知他一干就是28年，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翻译事业。傅兰雅通过自学掌握了很多科学知识，他和中国同事徐寿父子等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内容涉及制造工艺、航海术、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解剖学、政治经济学等。这些译作大都采用口译笔述的形式，由傅兰雅通览原著而后口译，再由中国同事润色为精妙的古文。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化学元素名称，比如钾、钠、铅、钙等，就是由傅兰雅等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
徐寿（右）、徐建寅（左）父子与华蘅芳合影
傅兰雅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一些开明官员的推动下，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令人兴奋的变化。为了翻译中国所需的那些包罗万象的科技书籍，傅兰雅不得不拼命工作。1869年夏，他的妻子临盆时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头生子几天后也夭折了，医生建议她按照英国人的传统，通过海上旅行来疗养身体。傅兰雅虽然悲伤，却也顾虑重重，既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又鼓不起勇气向上司请假数周。他知道中国官员对于丧婴之痛早已习以为常，这样的要求可能会让上司认为他是在找借口拖延工作，或者是在发泄不满情绪。
做事勤勉，为人低调，使得傅兰雅的事业稳稳当当。他的同乡马格里虽然发迹比他早，后来却栽了跟头，被李鸿章撵回国。马格里仗着李鸿章的宠信，在金陵机器局里飞扬跋扈，甚至养了一支私人卫队，有时还让卫队鞭打工人。1875年1月5日，该局制造的两门68磅炮在天津大沽口试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十分恼火，召该局督办马格里来查明事故原因。马格里拖了数月才到天津，要求在他的主持下再试放一次，结果炮台依然传来爆炸声，在场人员早有防备才幸免于难。经检查是造炮的原材料质量低劣所致，但马格里拒不承担责任。
祸不单行，同年5月19日，金陵机器局又发生一起重大事故。那天下午，该局工匠正在做工时，因石磨偶与铁器相碰，撞出一星火花，落在火箭之上，顿时箭发，直射火药桶内。但闻霹雳一声，势如山崩地裂，连人带屋冲入云霄。数间房屋被烧毁，三名工匠被炸为飞灰。这一次，李鸿章不得不痛下杀手。马格里被撤职后，李鸿章念及他往日的功劳，把他推荐给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当秘书。1876年，马格里随郭嵩焘到伦敦任职，两年后逝于英国。
马格里灰溜溜地走了，傅兰雅却在中国大显身手。1876年6月，他参与筹建两年之久的格致书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西方近代科学的新式教育机构。他还主编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期刊——《格致汇编》，刊登不少关于采煤、火车与铁路、造船、炼钢炼铁、纺织机械、电报电话等新科技的译作。杂志还开辟生动活泼的读者来信专栏，其中很多信来自中国通商口岸的商人，他们会询问有关电镀、农机具、潜水器具、养蜂法、照相法、纺织机械、石印术等问题，往往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傅兰雅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以销售中文科技书刊为主，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的书籍占很大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