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牺牲都不再活生生于眼前发生，这与传统战斗里亲手用刺刀剜出敌人的脏腑，从准星中瞄见敌人的身影倒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甚至连这个数字也不真实，只是假设的统计而已，正如当年美国在越战中对敌人死亡人数的估计一样。从高高的轰炸机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变成一个个无生命的投弹目标。性情和善的年轻男子，平常做梦也不会把刺刀插进任何乡下孕妇的肚子；一旦驾起飞机，却可以轻而易举对着伦敦或柏林的满城人口摁下按钮投下炸弹，或在长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弹。那些工作勤奋的德国科员，若命他们亲自将犹太人载到铁丝网缠绕的死亡集中营，绝对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坐在办公室里，却可以不带私人感情，日复一日安排火车班次，固定往波兰的屠场开出一班班死亡列车。这真是我们这个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在远处执行残忍的暴行，有时候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实在可痛复可哀。
从此，世界便习惯这种前所未有、以天文数字论的万民辗转流离与遭屠杀死亡，人类甚至需要创造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无国之民”、“集体灭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会杀害不计其数的亚美尼亚人——一般估计为150万人左右——这可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计划集体消灭整个民族的事例。第二次再度发生，便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纳粹杀害犹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约害死了500万人——各界对这个数字仍有争议（Hilberg，1985）。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大革命期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又有几百万人在强迫“交换原籍人口”名义下，被迫远离家园。原住在土耳其的130万希腊裔人，被遣返希腊。40万土耳其人，也被“亲爱的祖国”勒令召回。20余万保加利亚人，搬到与他们民族同名，版图却已缩小的地方。150万到200万俄国人，有的从俄国大革命逃离出来，有的则是革命内战中战败逃亡的一方，现在都无家可归。为了这一批俄籍流浪人，以及32万名逃离土耳其灭种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前者是主要对象），国际联盟特别签发一种新文件，也就是所谓的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专门发给无家可归的失去国籍的人使用。在这个行政体系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这些可怜人却没有身份，在任何国家的行政体系中都不存在。南森护照之名源于北极大探险家挪威的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之姓而定。南氏除了探险之外，平生致力帮助孤苦无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难民救济计划，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据粗略估计，1914～1922年之间，世界一共制造出400万到500万难民。
但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数字可算小巫见大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难民的悲惨境遇前所罕见。据估计，1945年5月以前，欧洲大概已经有4 050万人被迫连根拔起，这还不包括被迫前往德国的外籍劳动者，以及在苏军到达之前逃走的德国人（Kulischer，1948，pp253～273）。德国战败以后，一部分领土被波兰与俄国瓜分并吞，从这一带，还有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原有的德国人居住区，一共逃出了1 300万德国人（Holborn，p363）。这些难民最后都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收纳。任何回归新联邦的子民，都可以在那儿得到公民身份，建起新的家园。同样，新成立的以色列，也赋予地上每一个犹太人“归国权”。但是，除了在这种大流离的年代，有哪个国家会认真提出这种慷慨的建议？1945年，盟军胜利部队在德国一共发现了1 13327万各种不同种族国籍的“战争难民”，其中1 000万人迅即被遣回原籍——可是有一半人却是在违反本人意愿之下，被强迫送回的（Jacobmeyer，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