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争议的焦点壬要围绕着两个问题：（1）雍正究竟是不是阴谋即位；（2）对雍正的功过评价，关于第一个问题，雍正继位是否康熙意志，理应用符合康熙真实思想的原话及可靠史料，并以事实论证，然据我看来，目前所有可见关于雍正继位合法说的主要论点及所谓论据，基本上都是照搬雍正之《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是雍正钦定、为洗刷自己清白所作的一份自辩词。其中不乏可见雍正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实话，但其中的谎话、假话更是层出不穷。某些提出雍正继位合法说的学者，并未发掘出可信的史料，更缺少用康熙的原话，用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去论证，而是用全盘照搬雍正的原话或雍正搞的史料来为雍正继位合法性辩护，这就不可能与历史真相越来越近，而只会与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了。例如，对康熙所说万年后要选一个“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有学者提出，“这个人正是雍正”，并以《雍正起居注》和昭裢《啸亭杂录》为据-但是，昭裢的观点，或《雍正起居注》中雍正的观点，并不等于就是康熙的本来观点。后人学者提出的个人观点，也并非就是史料，更绝非就是历史事实-与以上部分学者的说法相反——我在研究雍正中发现，康熙关于“坚固可托之人”的强烈愿望，只对皇十四子胤祯一人亲口说过、这是迄今为止康熙关于“坚固可托之人”最真实、最可靠 的原始史证：又例如，对于康熙要胤祯去南郊祭天，有人提出“这是康熙要抬高胤稹的社会地位”，是要其继位的一个暗示-但根据笔者研究康熙关于持斋祭天原话及康熙对皇子的多次圣训后却发现，这是康熙借故将胤稹从自己身边支开，令其一边敬天、一边反省，“戒除自己的非心妄念！”就在康熙命令胤祯去南郊祭天的前三天，康熙已预先布置吴尔占负责南郊祭天的警卫，实际上就是预先布置了对胤稹进行监视。胤稹在不得不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竞一日内三次派遣护卫进驻、控制畅春园，以后又每天不断派兵，直至康熙猝然去世。这些阴谋活动，没有隆科多的支持，胤稹是办不成功的-对这件事，《圣祖实录》中本来记为“恭候圣安”，弘历搞的《世宗实录》竟改为“恭请圣安”，虽一字之改，却已很能说明问题。若雍正即位光明正大，没有阴谋，何必在康熙猝然去世前几 日对每天不断派兵进驻畅春园一事的历史记载要篡改？雍正一上台，首先就将恭代南郊祭天的吴尔占父子革爵流放，这是雍正迫不及待对其打击报复的表现，也是雍正对先帝康熙派吴尔占对其进；行监视发泄仇恨的阴狠表现。康熙一死，隆科多不仅抢先口述死无对证的“康熙遗言”，秘不发丧，而且，所谓的“康熙遗诏”，就是在胤稹的命令下最先由隆科多起草“书撰”，然后再“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书撰”。这是胤稹、隆科多伪造“康熙遗沼”的最新的直接证据！综合各种史料后都能说明，康熙在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所痛斥“希图仓促之际废立自专”的“小人”，不是别人，正是胤稹！其理由和证据是，不仅康熙五十五年（1716）已发生了戴铎请武夷山道士预卜胤稹是“万字命”的事件，更由于五十六年（1717）正月又发生了戴铎公然赤裸裸地要大学土李光地拥戴胤稹为太子，并许诺可保李光地“荣华富贵”。五十六年十一月的康熙《面渝》，尤其是康熙在《面谕》中痛斥“或有希图仓促之际废立可以自专”的“小人”，正是以上一连串严重事件发生并日趋严重后的结果。而五十六年（1717）夺储失利者又正是四阿哥胤慎！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正是在五十六年（1717）《面谕》后，不仅胤稹夺储失利（见戴铎奏折），而且每当重大时刻，康熙都要令胤稹离开京城，不要他留在自己身边，直至临终前几日，康熙对胤稹的限制、防范态度始终如此。以上，究竟是康熙的原话和可信史料、确凿事实为据作论证可靠可信，还是用照搬采信雍正的话为据可靠可信，相信读者后自有公论。

本书是日本侵华期间奴役中国劳工罪行的图片证明，并附加了部分的说明文字。全书共分七部分，介绍了日本二战时期掳掠中国劳工从事各种强制劳动的情形，最后还介绍了中国劳工的反抗斗争和战后劳工问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国家重点图书。本书内容包括：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在安徽的形成、抗日战争初期的安徽正面战场、新四军开辟安徽敌后战场、战略相持阶段前期的安徽战场等。

本书出版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本书分为十章，介绍了梁启超流亡初期的政治活动和日本政府的对应，梁启超与明治思想家，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学活动及其教育思想等。

帝制崩溃前后的大转折年代，各路枭雄尽逞英豪，民国终成一局乱世。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鉴于其军阀色彩，史家通常称之为“北洋政府时期”。走上北洋政府权力巅峰的，前后有七个人，即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他们所处的时代，固亦属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款有之变局”，却与晚清大相径庭：一方面，帝制终结，共和创立；另一方面，帝制常有鲁阳挥戈的可能，共和却无取信天下的能力。这七个人在这一段重要历史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本书在主流史学观基础上，力求彩原始史料，以期完整展示他们的际遇沉浮，全面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读者可做小传读，亦可做信史看。[看更多]

本书是一本充满回忆、缅怀、感激和宝贵历史遗产的书籍的出版也是上述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以浓重的笔墨聚焦于60年前的中缅战区的艰苦卓绝的故事，特别是中国上空发生的空战。在战争中，美国的空中勇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参加了中国的抗吉日本法西斯的战斗并作出巨大的牺牲。我们在享受当今和平年代的同时，更应该铭记和感谢老一辈的空中勇士们——他们有的是“飞虎队”飞行员，有的是14航空队飞行员，有的是“驼峰”航线飞行员。他们在世界空战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面。他们在空中击败了日本，重创了日军的地面部队，延缓了敌军的推进，半工中国拖住了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他们首创早期防空预警系统以及不对称空战战术。“驼峰”飞行员们则成功组织了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空运行动。他们给中国和中国的空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在本书中，他们将亲口向我们讲述有关他们的传奇飞机、传奇飞行员、传奇指挥员和重大战斗的故事。这本书传达的不仅是他们的故事和回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想、信念、对中国的感受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我们需要用心去聆听和感受他们的故事，从中寻找启示和动力来帮助中美两国走得更近。

本书编著者朱容基是深圳人，他在深圳古玩市场上搜集到一些日军的“从军记章”和“征支记币”，经过仔细研究并敷以日本侵华史料，编写成这本书。这是一本向世人展示日本侵华罪证的书，再次向我们发出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呐喊。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愈演愈烈，绵延持续了半个世纪。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期间，不仅肆无忌惮地屠杀平民、掠夺资源，甚至对那些在中国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残屠夫给予表彰。在日本国内，更是以各种方式对战争进行炫耀和宣传。日本侵略中国是不争的事实，但至今日本国内仍有人顽固地坚持不认罪、不悔过。在《侵略炫耀与自供罪证》一书中，我们看到了“昭和六年至九年事变从军记章”，这是日本天皇颁发给参加1931至1934年侵华战争的日本陆海军人员的。“支那事变从军记章”是日本“赏勋局”发给侵华日军的军功章，还有“上海派遣军从军征支纪念”硬币，是日本军方特制的慰问币（赏钱），发给于1937至1938年间参加“上海派遣军”的日军官兵。当年的这些军功章和慰问币，以及许许多多的日本侵华的战争遗物，都是日本人自己提供的犯罪铁证，我们要不断地将这些证据呈交给历史的审判台。

大清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段盛世时光。当时国家经济繁荣昌盛，城乡贸易活跃，各学术、艺术门类硕果累累，对外交流频敏。这百余年历史，至今仍有国人最难割舍的记忆，是书刊、影视作品提及最多的历史经历。以历史人物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全书情节跌宕起伏，思辨力透纸背，读来令人感叹，发人深思！＜br＞ 撷取浩瀚历史的精彩华章，倾注专家多年的潜心研究。＜br＞用近乎口语的表述，讲述细节故事与人物活动，反映历史场景及发展演变，揭示治乱盛衰的经验教训：精选引人入胜的珍贵图片，再现当年盛世辉煌。＜br＞全书化繁复为简约，化深奥为浅显，化枯燥为神奇，带你领略历史奥妙，享受阅读快感。

本书以努尔哈赤、钱谦益、柳如是、皇太极、傅山、黄宗羲、多尔衮等清代名人为线索，以名胜古迹为对象，展现中华传统文化。

高阳，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浙江人，出身于钱塘旺族，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和《中央日报》特约主笔。1962年，高阳受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作品一鸣惊人，成为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等，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高阳一生著作有90余部，约105册，可谓著作等身。高阳的历史小说，上写帝王将相，下写才子佳人，读者面非常之广。同时，高阳小说具备一定的实用性，类似于“励志”类图书，能够给读者带来直接的精神或者物质效益。高阳出身于钱塘旺族，“旺族”一般都是读书人家，言行举止有着固定的阶级规范。这种规范表现在高阳的历史小说里，除了行文的流畅和古文根底的深厚之外，还在于它的不夸张不矫饰，即使是一针一线一言一行，也都有根有据，符合当时的历史氛围。另外，他的小说技法，虽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套路，却发展到了一个高度。高阳最擅长的是清史，在他所有的历史小说中，写清代的几乎篇篇精彩绝伦，读者可以将其作为趣味横生的断代史来阅读。不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历史框架都与历史的真实面目贴近，而且，故事细节时常都有据可查。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高阳烂熟于心，随时成为小说创作的素材。由此旁涉开来，清代的典章制度、佚闻逸事、地方风俗、民情世态，高阳都能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巧妙地结合到小说之中，或者通过小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难能可贵的是，高阳不但有史才与史学，而且有史识，对近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判断，如对慈禧、李鸿章、胡雪岩，或“百日维新”、“义和团之变”等等。其历史观是否能够被接受，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小说不是历史，必须有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高阳便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家。高阳历史小说的另一大优势，就体现在这里。晚清历史，头绪纷繁，变幻莫测，“剪不断，理还乱”。高阳却是从容驾御，诸条线索，分别写来，又交错相关。在一张一弛的故事叙述过程中，晚清的历史面貌自然地显现出来。读者在急欲了解故事的进一步发展的阅读渴望中，不知不觉也熟悉了那一段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