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文库（第2辑）：无锡富安乡志等》为《无锡文库》第二辑之一。这些书籍皆为个人著作，它们是官修方志之外最重要的地方史料，是对地方历史更为精细的记录和阐述。其中保存了官志中看不到的材料，所以也是官志极其重要的补充。无锡自古以来人文苍萃，所以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地方史料专著也非常丰富。明清以来这些著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为方志体裁的史书，这些著作所述史事已细化到一个乡村，一座寺庙，一幢宅第，一座园林，一所学府，一项工程，一个专题等，从而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第一手的史料。进入民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出皈物，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文献，为我们保存了民国时期原生态的历史材料。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无锡向现代都市迈进的步伐。

一、《文庫》所收為無錫籍作家的著述和與無錫相關的歷代文獻，分為《官修舊志》、《地方史料專著》、《年譜家乘》、《無錫文存》和《近現代名家名著存目》五輯。 二、無錫地域範圍以現行行政轄區為準。《文庫》立足無錫市區，兼顧江陰、宜興，適當選收江陰、宜興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三、《文庫》所收著作，以史料價值高、使用價值大為原則，適當兼顧其版本價值。四、《文庫》主要采用影印方式出版，《近現代名家名著存目》收入作家小傳和主要著述目錄。五、《文庫》所收著作，其编纂年代下限為一九四九年；《近現代名家名著存目》則不受此限。 六、《文庫》所收著作，原書如有蠢損、殘缺、漫漶不清處，原則上以相同版本予以換頁、補頁，使全書清晰、整齊。 七、《文庫》對所收每種圖書，均撰寫提要，置於每種書扉頁之背面；每册均新编頁碼，自為起訖。八、《文庫》编制書名索引和著者索引，以方便讀者使用。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群书治要译注（全注全译繁体竖排版）（套装全28卷）》根据天明本《群书治要》、元和本《群书治要》整理校勘，并对字词进行详细注解、对原文和注文都进行了白话翻译。

韩兆琦编著的这本书精选《史记》中二十五个比较重要的故事，力求体现《史记》的五大特点：“真实性”、“批判性”、“抒情性”、“文学性”以及这四个特点的高度统一。“注释”与“译文”力求简明、生动、通俗流畅、口语化。选配的“扩展阅读”资料，涉及的古书共十五种，有的取其不同人在相似处境所取行动的相同或相反，有的选取同一人物的其他故事，有的选取相关的理论著作与故事人物的行为表现相参照，有的是由此事连带想到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事。可使读者彼此参照，加深对人物的印象。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1卷）》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在宋代至民国间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收录清代至民国间补撰的各朝艺文志或经籍志，收录宋、明。清三朝的阂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共计83种，每一种部作了标点，校勘，大致根据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30册。这足史志日录首次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显示丫各代藏书与著述之盛，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家底，反映了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技的繁荣，为贯通考察典籍的成书、著者、卷帙、真伪，流传等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信的依据。

湖南图书馆编写的《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收录的宗教文献于此类史迹记载丰富。本书还收录大量记载湖南各地扶危济困、积谷赈灾、恤贫助学、惠老育婴、义渡义桥等慈善乐捐文献的书目，为了解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社会民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信息。

这是一个王朝的余音，这是一个书生的抵抗。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明朝大势已去。这一年，一个书生举起了笔。此后经年，江山易色，生灵涂炭。国破家亡，而史不可亡，铁笔如椽，汗青心祭，洋洋百卷，有明二百余年数千人物是非功过，怆然笔底。《罪惟录》，原名《明书》，为明代史事纪传体史书。《罪惟录》的史料，有作者亲历者，有耳闻于当事人者，亦有采自庄廷鑨《明书》以及明纂国史和实录者，多有清廷官修正史所未录者，于史迹人物，亦有品评臧否，可谓存心之作。该书写成后，即复壁深藏，秘不示人，冀以免祸。原稿涂抹殆遍，不可卒读。辛亥革命后，始见于世，藏于吴兴刘氏嘉业堂。1931年，张宗祥借得嘉业堂所藏原稿加以校补，原稿《帝纪》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列传》三十六卷，重新厘定后共一百零二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该藏本影印出版，收于《四部丛刻》三编中。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 （展开全部）这是一个王朝的余音，这是一个书生的抵抗。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明朝大势已去。这一年，一个书生举起了笔。此后经年，江山易色，生灵涂炭。国破家亡，而史不可亡，铁笔如椽，汗青心祭，洋洋百卷，有明二百余年数千人物是非功过，怆然笔底。《罪惟录》，原名《明书》，为明代史事纪传体史书。《罪惟录》的史料，有作者亲历者，有耳闻于当事人者，亦有采自庄廷鑨《明书》以及明纂国史和实录者，多有清廷官修正史所未录者，于史迹人物，亦有品评臧否，可谓存心之作。该书写成后，即复壁深藏，秘不示人，冀以免祸。原稿涂抹殆遍，不可卒读。辛亥革命后，始见于世，藏于吴兴刘氏嘉业堂。1931年，张宗祥借得嘉业堂所藏原稿加以校补，原稿《帝纪》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列传》三十六卷，重新厘定后共一百零二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该藏本影印出版，收于《四部丛刻》三编中。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将《罪惟录》点校排印出版，在四部丛刊影印本的基础上又补校了一些内容，并对原书的个别错简进行了修正。本次出版，以本社原有排印本影印，并修正若干文字错漏。

在两宋时代，兴起了许多学术家族，其中吕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从宋代开始学者们就十分关注这个家族的学术发展，著录或收藏这个家族的著述。《宋元学案》为这个家族学人设立了4个学案，人传者22人。《四库全书总目》有这个家族著述提要达到29部。这个家族的发展，如果从它的先辈吕梦奇算起到吕祖谦的后代吕克顺等人为止，先后经历了13代学人的学术积累，俨然成为中原文献之传的重要流派之一。因而，进一步梳理这个家族的学术著述对于了解中国传世文献的渊源流变以及传统文化的学术精神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认识处于两宋社会背景之下的学术人的一些基本特质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本文正是把吕氏家族的著述作为切入点，试图以微见著，探索两宋时代的学术特征。在绪论中，本文回顾了学术界关于吕氏家族著述研究的基本现状以及尚待研究的一些学术问题，尽管学界对吕氏家族的著述已经有了一些整理与研究，仍然存在诸多的缺失，尚待研究的空间还比较大，笔者的研究正是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再一次延伸与拓展。

贺生达、王远望、刘朔岑编写的这本书精选了《资治通鉴》中比较有影响的篇目，选文简短故事性强，富有哲理，便于读者理解接受。此外，为了更深入的展示《资治通鉴》对于政治、人文等现实意义，本书还设置了“扩展阅读”这个版块，让读者深入了解《资治通鉴》一书带给人们的智慧灵光。

本书节选了《史记》中广为传颂的一些人物故事，例如卧薪尝胆的勾践、知错就改的廉颇、坚持理想的孔子……选材及改写立足于增长知识，同时力求启迪智慧，教人向善。